第二章 潜伏的李渊，强悍的李渊
血缘传说与天命神话
李渊是典型的门阀世族出身。
按照李唐皇室自己的谱牒记载，他们有着极为高贵的氏族血统。其远古的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的颛顼高阳氏，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西汉时的先人则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这是李唐皇室自己记述的最早世系渊源，看上去十分辉煌。不过可惜的是，现在的学界已经彻底否定了这个说法，认为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高远其来者”而精心编造的血缘神话，根本不可信。
久远的世系被证明是一个美丽的谎言，那么较近的世系呢？
很遗憾，同样经不起推敲。
据李唐皇室自称，李渊的七世祖是十六国时期的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县西南）人，西凉的开国帝王李暠；六世祖李歆是西凉后主；西凉被匈奴灭亡后，五世祖李重耳流亡南朝刘宋，后又归降北魏，任弘农太守；高祖父李熙任北魏金门镇将，率豪杰镇守武川（北魏“六镇”之一，宇文泰家乡，今内蒙古武川县），遂留居此地；曾祖父李天锡亦为北魏重臣。
因为西凉王李暠是西汉名将李广后裔，所以这段世系意在表明李唐皇室不但出自汉代名门，世代均为陇西望族，而且又是西凉王室之后和北魏的豪门显宦。这样一段家谱自然也是无比显赫的，但是它上面仍然笼罩着重重的历史迷雾。经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李氏家族与西凉王室绝无关系，并且据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考证，他们也与陇西望族李氏毫无瓜葛。此外，李唐皇室之所以自称先祖曾留居武川，目的在于暗示他们与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同出一源，均为北朝后期至隋唐年间叱咤风云的武川军团的核心成员。可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样的说法同样是子虚乌有。
既然如此，那么李唐皇室的世系渊源究竟出自何处呢？
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是——河北赵郡李氏。虽然赵郡李氏也是中国北方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但李唐一族的先祖很可能只是其中没落衰微的一支。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说：“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尔全部信从也。”《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认为，虽然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不能被视为最终定论，但他的论证非常有力，至今尚无人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驳。
至此，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一一破灭。
然而，不管最初的渊源何在，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脱离了传说，进入了货真价实的信史阶段。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元欣、太保李弼（李密曾祖父）、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谨、少傅侯莫陈崇八人同为西魏的佐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
《周书》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从此，李氏家族再也不是什么“破落户”和“假冒牌”了，而是一跃成为堂堂正正的贵族门阀。
按宇文泰创设的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还设有十二大将军，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就是其中一员。这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其中，宇文家族建立北周，吞并了北齐；杨氏家族建立隋朝并统一了中国；李氏家族建立唐朝，开创了大唐盛世……
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军事贵族集团，被陈寅恪先生命名为“关陇集团”。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而且还通过联姻缔结了一条特殊的政治纽带。这条纽带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大司马独孤信。他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在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生下了李渊。武德初年，李唐皇室追尊李昞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门三皇后”的传奇。
北周建立后，已经去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李昞卒，年仅七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长大后，这个年轻的世袭贵族不但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旧唐书》称其“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很显然，从少年时代起，李渊就以其亲和力赢得了人心。一个开国帝王所应具有的人格魅力似乎在此时便已渐露端倪。隋朝建立后，姨父隋文帝杨坚和姨母独孤皇后对李渊恩宠有加，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任命他为天子的近身侍卫——千牛备身，后来又让他在畿辅地区和西北的战略要地历练，辗转担任谯、陇、歧三州刺史。
在中国历代正史的帝王本纪中，大多数开国皇帝的头上都会笼罩许多匪夷所思的神话光环，修史者总是想借此表明他们是异于凡人、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比如汉高祖刘邦出生前，他母亲就曾在一个“雷电冥晦”的午后于野外打盹，一不小心就“梦与神遇”。她老公急急忙忙出去找她时，竟然目睹了一个很黄、很暴力的场面——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正在强行与他老婆交配！史书没有记载，刘老爹戴上这顶“天龙”牌绿帽时的心情究竟是窃喜还是悲愤，只说刘大妈“已而有娠，遂产高祖”（《汉书·高祖本纪》）。
后世的修史者可能觉得这个黄暴场面过于粗俗，有碍观瞻，所以不敢抄袭，轮到为宋太祖赵匡胤作传时，笔墨就收敛了许多。他们说宋太祖在洛阳夹马营出生的那天，“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而刚落地的天子则“体有金色，三日不变”（《宋史·太祖本纪》）。
赵匡胤的这个神话故事显然比刘邦那个干净，可后来的修史者又觉得它过于含蓄呆板，所以当他们在创作“历代帝王神话之朱元璋版”的时候，艺术手法上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既不失赵匡胤版的干净，又不失刘邦版的生动。故事是这么说的：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刚有身孕，就梦到一个神仙送给她一颗丹药。拿过来一看，通体放光；一吞进嘴里，口舌生香。分娩的那天晚上，老朱家的土房子忽然“红光满室”，而且红光蹿出房顶，整夜闪个不停。村里的乡亲们“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明史·太祖本纪》）。明明以为老朱家着火了，跑过来看却啥都没有，最后才知道是老朱家在生娃。实在是神奇啊！众人不约而同地想，看来此娃定非凡胎，日后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
关于历代开国皇帝的天命神话，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记录在官方正史上，被民间后世传为美谈，或者传为笑话，让千百年来的读者顶礼膜拜，或者嗤之以鼻。
既然其他的真龙天子都有神迹，那么唐高祖李渊呢？
喜欢猎奇的读者也许会失望，因为李渊出生前后的故事非常朴素，既没有他母亲与巨龙郊外野合的黄色情节，也没有红光似火把隔壁邻居折腾一宿的生动记载。唯一让李渊显得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新唐书》中关于他生理特征的一个记载。
该书称李渊“体有三乳”，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男人（应该也包括女人）多出一乳能干什么呢？既多余又不美观，甚至还有点畸形和滑稽怪诞。
然而，就是如此畸形怪诞的体貌特征，在古人眼中却是千古不遇的“大吉之征”。《史记·周本纪》称：“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淮南子·修务训》说：“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天将授文王……有四乳而大足。”可见历代有关文献都将周文王的畸形四乳，看成天下归心、周之勃兴的天命征兆。
既然周文王都能比常人多出二乳，那么大唐开国之君李渊的身上比常人多出一乳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然而我们却有理由怀疑，这第三乳极有可能不是老天爷所为，而是后世修史者强行“摁”上去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证据是：这个记载只见于《新唐书》，而该书修于北宋，属于后出的史料，先出的修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并没有这个“体有三乳”的怪诞说法。所以我们只能说，这则“三乳奇谈”很可能出自后世史家的杜撰。
相对于《新唐书》的“三乳奇谈”，《旧唐书·高祖本纪》的记载就朴实了很多，它仅仅托相士之口，对李渊日后必将君临天下作出了某种暗示。该书称，一个名叫史世良的善相之人曾对李渊说：“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从此“颇以自负”。
这则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当然已经无从查考，但是相对于其他帝王的天命神话和《新唐书》的“三乳奇谈”来说，或者从李渊日后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旧唐书》这则“相士预言”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说，很可能早在担任地方刺史的时候，李渊的内心就已经暗暗生出问鼎天下的志向和使命感了。
李渊一直在潜伏
关陇集团内部流行政治联姻，这种做法自然延续到了李渊这一代。
李渊的父亲李昞娶的是鲜卑望族独孤信的女儿，而李渊同样娶了另一个鲜卑望族、隋定州总管窦毅的女儿（按《魏书·官氏志》，“窦氏”即鲜卑的“纥豆陵氏”）。众所周知，这个后来被追封为太穆皇后的窦家女儿就是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的生母。
据说这个窦家女儿出生不久便“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旧唐书·后妃列传》），如此一头美丽的长发实属罕见，因此自然是人见人爱。由于窦氏的母亲是北周朝的襄阳长公主（宇文泰的五女）、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而宇文邕又特别喜欢这个美丽的小外甥女，因此一直把她养在宫中，视如己出。
其时北周王朝尚未统一中原，仍然与关东的北齐和江南的陈朝处于“三国鼎立”之局，因而不得不依附东突厥并与其联姻，以求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当时宇文邕娶的就是东突厥的公主。但是这种纯粹的政治婚姻毫无半点感情基础，所以宇文邕并不宠爱这个突厥皇后，对她极为冷淡。
也许是因为出生于鲜卑的名门望族，再加上在宫廷中的耳濡目染，窦氏从小就聪慧过人，而且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头脑。就是在突厥皇后这件事情上，年幼的窦氏特意找了一个没人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向她的皇帝舅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她说：“而今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舅抑制自己的感情，对皇后多加抚慰，如此才是以苍生为念！只要真正得到突厥的助力，那么江南、关东就不足为患了。”
宇文邕大为惊讶，没想到这个外甥女小小年纪，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居然如此成熟老到！又惊又喜的宇文邕当即采纳了小外甥女的意见。
窦氏的父亲窦毅听说此事后，高兴地对妻子说：“此女才貌双全，不可轻易许人，当为之择一贤夫。”到了窦氏该出嫁的年龄，窦毅就在自家的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然后举行“佳婿海选”，向长安城的贵族公子们宣布：若有想求婚者，就给他两支箭，必须两箭各中一只孔雀一目，才有资格成为窦家的乘龙快婿。长安城的公子哥们听说著名的长发美女要选婿了，顿时蜂拥前来，但是一连数十个帅哥出手，却没有一个能够两箭各中一目。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英姿飒爽、玉树临风的李渊一到，啪啪两箭，各中一目，干脆利索，成功夺魁。众位帅哥黯然失色，窦毅夫妇笑逐颜开。没过多久，神箭帅哥李渊就在众人既羡且妒的目光中把长发美女窦氏娶过了门。
这则“雀屏中选”的故事从此在长安坊间流传开来，并且在后世传为美谈，成了择婿许婚的代名词。
北周大象三年，亦即公元581年，杨坚篡周，建立隋朝，并将幼主周静帝和北周宗室群王屠戮殆尽。面对宇文皇族遭遇的灭顶之灾，窦氏悲愤莫名，扑在床上痛哭，边哭边说：“恨我不是男儿，无法拯救舅家的灾难。”窦毅夫妇当场吓得面无人色，赶紧捂住她的嘴，低声训斥道：“你千万别乱说，这是会灭族的啊！”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窦氏身上具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胆识和血性。这也许与她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有关。
大业初年，李渊历任荥阳、楼烦、扶风等郡的太守。在担任扶风太守期间，李渊曾得到几匹骏马，就在他乐得合不拢嘴的时候，窦氏却蹙起了眉头。她告诉李渊：“主上亦喜飞鹰骏马，此公之所知，所以这些马必须送入宫中，不可久留，否则一旦有人跟主上提起，它们必定成为负累，请公慎重考虑。”
李渊一听大为郁闷。他明知道妻子说得有道理，可又舍不得那几匹刚到手的宝马，一直犹豫不决。没想到几天后杨广果然知悉，马上对他进行责罚，搞得李渊追悔莫及。后来李渊汲取了教训，老老实实按妻子说的做，四处搜罗良马猎鹰，频频进献给杨广，终于讨得天子欢心，于大业十二年被擢升为右骁卫大将军。
可是，当李渊得到这个职位的时候，窦氏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年仅四十五岁。李渊涕泪横流地对几个儿子说：“若早听从你们母亲的话，我在这个官位上已经很久了。”
窦氏既没能看到李渊成为隋朝的大将军，更没看到李渊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大唐开国后，秦王李世民就曾屡屡为此而黯然神伤。（《资治通鉴》卷一九〇：“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出身鲜卑望族的窦氏从小就具有异常早熟的政治智慧，北周灭亡时又表现出“恨非男儿”的血性，嫁给李渊后成为李渊政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参谋和智囊，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窦氏的确是当时一位不可多得、出类拔萃的政治女性。假如不是早亡，窦氏应该能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和影响。
不过，虽然窦氏对大唐开国的这段历史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在李氏三兄弟的成长过程中，这位鲜卑母亲的影响肯定是不可小觑的。
除了李渊所提供的政治世家的教育和熏陶之外，李氏三兄弟应该也会从窦氏的言传身教中得到必要的政治启蒙并培养出相应的政治抱负，同时也能从母亲那鲜卑望族的血液遗传中获得精明强悍的性格基因。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窦氏虽然早亡，可她的影响力早已通过上述种种方式植入了李氏三兄弟的体内，不但为他们日后纵横沙场、争霸天下埋下了伏笔，并且最终为千古一帝李世民的横空出世埋下了伏笔。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初，李渊从地方太守的任上被调回朝中担任卫尉少卿。其时正逢杨广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李渊赶赴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军需。旋即爆发杨玄感叛乱，李渊又被紧急调回弘化（今甘肃庆阳市）担任留守，并主持潼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
很显然，从大业中期开始，李渊已经成为隋炀帝杨广深为倚重的心腹大臣之一，所以他能不断获得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重要职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得到了深入的历练，同时问鼎天下的雄心也在不断膨胀。史称其“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也就是说，李渊一直在这几年中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为日后夺取天下做充分的准备。
可是，杨广不是瞎子。
尽管李渊很谨慎，但是他的行为还是引起了这位大隋天子的怀疑和警觉。有一次杨广在行宫，故意传诏李渊前去觐见，李渊托病不去，杨广顿时大为疑惧。当时李渊的一个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很厉害。杨广深深地看了王氏一眼，似问非问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这句话很快就传进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皇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希望李渊死！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皇帝随时下一道诏书，李渊就可能富贵不保，甚至人头落地。
怎么办？是索性起兵造反，还是就这么坐以待毙？
李渊知道，虽然隋朝天下已经烽烟四起、人心思乱，但远不到分崩离析、轰然倒塌的地步。所以，此时起兵绝对不是时候。杨玄感就是前车之鉴！
怎么办？李渊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
然而李渊并没有痛苦很久。在隋帝国的政坛上混了这么多年，这点应变的智慧还是有的。他最后想出的办法是——自秽。没有比自秽更好的保命办法了。
于是从大业九年的秋天起，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渊终日沉迷酒色，并且大肆贪污受贿，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堕落了——从一个精明强干的朝廷重臣堕落成一个酒色财气的庸臣和昏官了。
李渊“堕落”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朝廷的情报网落进了天子的耳朵。
杨广笑了，他悬了许久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一个酗酒、纵欲、贪财、好色的中年男人，还有多少觊觎天下、逐鹿中原的野心和能力呢？
所以杨广特别喜欢现在这副模样的表兄李渊。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四月，终于重获天子信任的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约今山西省）讨捕使，负责镇压当地叛乱。在龙门（今山西河津县），李渊身先士卒，仅率少数骑兵便大破变民首领毋端儿的数千部众。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年底，李渊在历任右骁卫大将军、太原道安抚大使等职务之后，终于被擢升为太原留守。
太原（郡治在晋阳，即今山西太原市）是帝国北部边陲防御突厥的一座军事重镇，城高池深、兵强马壮，储存的粮饷可支十年。隋炀帝交给李渊的任务是让他镇守此地，负责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并与马邑（今山西朔县）太守王仁恭共同防御突厥。
可对心怀异志的李渊来说，这座太原郡无疑将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因为它不但是一座给养充足、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的军事重镇，而且是五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恰与李渊唐国公的爵衔相契，所以自从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后，李渊就已经“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了（《大唐创业起居注》）。
所谓“天授”，也就意味着叛隋起兵、争霸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
为了这一天，李渊已经等待好几年了。
早在大业九年初，李渊前往怀远督运军需，途经涿郡的时候，就曾与他的朝中密友、隋炀帝近臣宇文士及进行过一次有关“时事”的密谈。宇文士及是隋朝重臣宇文述之子、隋炀帝的驸马，身处隋帝国的政治中枢。所以李渊和他的此次密谈，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武德初年李渊对裴寂所说的一句话中窥见端倪——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旧唐书·宇文士及传》）
众所周知，裴寂是大唐的开国元勋、晋阳首义的第一功臣，连他都要排在宇文士及后面，可见李渊在大业九年与宇文士及所谈的“天下事”，实际上就是“问鼎天下”之事。
不久后杨玄感叛乱爆发，李渊被调任弘化留守，遂按下起兵之意，静观事态变化。其妻兄窦抗力劝其起兵，说：“杨玄感已经抢先一步了！李氏名应图谶，应该趁势举义，这是天意啊。”
但是李渊拒绝了，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李渊深深懂得第一根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
果不其然，仅仅两个月后杨玄感便兵败身亡。
大业十一年，李渊前往山西讨伐叛乱，他的副帅兼好友、善观天象的夏侯端再次劝他：“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旧唐书·夏侯端传》）
夏侯端所说的“切忌诸李，强者先诛”，指的就是那则流传天下的政治歌谣《桃李章》让杨广深为忌恨，因而大肆诛杀李姓之人的事，时任右骁卫大将军的李金才就是因为隋炀帝的猜忌而惨遭灭门之祸。
应该说夏侯端的分析还是很中肯的。当时李渊确实处境不妙，虽然通过“自秽”成功地掩藏了心迹，但是杨广对他的猜忌仍然存在，稍有不慎就会重蹈李金才的覆辙。
但是李渊还是忍了下来，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足以扫灭群雄，颠覆隋朝社稷。
所以，他仍然需要蛰伏，需要隐忍。
时间终于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站在晋阳城头的李渊望着千里黄云、北风吹雁，一股澄清宇内、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情猛然在胸中激荡。
他仿佛看见天命正在向自己遥遥招手。李渊万分感慨地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而今我等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予而不取，祸将斯及！”
在幽暗的深渊中蛰伏了许多年的这条大唐巨龙，终于缓缓地昂起了头颅。大野苍茫的太原上空，正隐隐滚过一阵惊雷。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相遇
李渊与原配夫人窦氏共生有四男一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一女是平阳公主，女婿是隋东宫千牛备身柴绍。其中除三子李玄霸早亡外，其他的三男一女一婿全部参与了李渊起兵叛隋和开创大唐王朝的整个进程。
而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人，首推李世民。
公元599年1月23日，即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县）的一座别馆，也就是李氏家族在此地的一座别墅。相对于李渊来说，李世民的出生就多出了一层神秘色彩。史称其出生时，有两条龙在他们家门口嬉戏喧闹，整整闹了三天才离开。其情形类似于我们今天开业典礼时为了增添喜庆气氛请来的舞龙队。唯一的差别是：人家那是吞云吐雾的真龙，而且是不请自来的，纯属义务演出、友情捧场；我们舞的则是假龙，而且还要给人家舞龙队递茶、递烟、包红包。
李世民四岁时，又有一个神秘的相士来到他们家，对李渊说：“公是贵人，定有贵子！”一转眼又看见了李世民，这位相士顿时双目炯炯地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旧唐书·太宗本纪》）
李渊又惊又喜。喜的是他们父子二人均有天命，来日必将贵有天下；惊的是此事一旦泄露，必定惹来杀身之祸。李渊狠狠心，决定把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相士杀了。可就在他愣神的间隙，那个神秘人物忽然消失无踪。从此，李渊便以“济世安民”之义为次子取名李世民。不知道李世民在此之前是否有过别的名字，但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寓意深远的名字就将伴随他的一生，并且注定要载入史册、彪炳千古了。
关于李世民的少年时代，各种相关史籍的记载都很简略。
贞观初年，李世民曾对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萧瑀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贞观政要》卷一）
贞观年间，李世民在写给魏徵的一道手诏中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全唐文》卷九）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虚岁四十三的李世民在武成殿大宴群臣，曾回忆自己的过去说：“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旧唐书·太宗本纪》）
综合上述各种史料的零星记载，我们基本上可以还原出少年李世民的一个大致轮廓。乍一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而且颇有些纨绔子弟的嫌疑。因为他“好弓矢”“喜博戏”“尚威武”，可偏偏就是不喜欢读书；能把弓矢、骑射之术玩得异常精妙，可对先王之道、圣贤学问却“茫若涉海”，两眼一抹黑！
这不是纨绔子弟是什么？
比起那个“好学，善属文”，七岁就能吟诗作赋，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这位李家二公子简直可以说是不学无术、冥顽鄙陋。然而，就是那位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却亲手葬送了一个繁荣富庶、四海升平的帝国，并把自己钉上了“无道暴君”“二世而亡”的历史耻辱柱；而这位“不学无术、冥顽鄙陋”的李家二公子，反而开创了一个万邦来朝的“天可汗”时代，并最终缔造出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唐盛世！
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
可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杨广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当然更谈不上是一个称职的统治者。他身上强烈的诗人气质和虚荣天性严重障蔽了他的政治理性，他对完美的病态追求和毫无节制的浪漫主义激情，让他的执政生涯始终贯穿着浮华二字。或许是在江都任总管的十年让他过多地被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熏染了，或许是他的天性原本就与之契合，总之，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政治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美学家”。而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背离时，就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统治者。此外，杨广那种恃才傲物、好大喜功的一贯秉性又导致了一种致命的自负，使他在逆境中的坚韧性和抗挫折能力几乎为零。所有这一切共同驱使他最终走上了失败和灭亡的道路。
与杨广恰恰相反，李世民身上那种活泼强悍的尚武精神，那种质朴的、原生态的生命动能其实正是继承了关陇集团的优秀传统。在那个一切都要靠武力和实力说话的年代，李世民并不是从书本上学习那些大而无当的所谓“先王之道”，而是从父母亲的性格遗传和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得到了那些开创王道霸业所需的秉性和特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说：“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从李世民日后在历史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并非修史者的溢美之词。少年李世民的这些内在气质和性格特点，一方面继承了鲜卑民族的勃勃血性和强势基因，另一方面也与关陇集团那些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功者所具有的人格特征相契合。
同样作为关陇集团的后人，杨广背叛了传统，而李世民则继承了前人，也无愧于他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就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故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我们可以说，对于即将到来的那一场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一幕幕惊险残酷的政治博弈，这个机智果断、骁勇强悍的年轻人早已做好了上场的准备，并且充分具备了角逐的资格。
换句话说，李世民注定要与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迎面相遇。
大约在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十五岁的李世民娶了隋右骁卫大将军长孙晟的女儿。众所周知，这个长孙家的女儿就是后来初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长孙皇后。她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尽心辅佐而绝不干政，在李世民登基御极、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默默无闻地作出了很多贡献，不愧为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性，也无愧于“母仪天下”之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性和楷模意义的皇后之一。
长孙家族是北朝的豪门显宦，其先祖出于北魏皇族拓跋氏，因在魏宗室中建功最伟，且居宗室之长，故改姓长孙。到了长孙晟这一代，其地位依然显赫。他是隋朝的重臣和名将，从青年时代起就深受隋文帝器重。此后长年经略突厥，曾向隋文帝提出远交近攻之策，从而成功离间突厥各部，使其最终向隋朝称臣。在隋帝国的国防事务和外交战略上，长孙晟可谓贡献良多、功勋卓著。大业五年，长孙晟病卒。大业十一年，隋炀帝被突厥围于雁门，曾向左右感叹道：“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隋书·长孙晟传》）
长孙晟死后，年仅八岁的长孙氏和哥哥长孙无忌一起被舅父高士廉收留抚养。高士廉出自北齐皇族，其祖父高岳是北齐的实际开创者高欢的堂弟，封清河王，官至左仆射、太尉；其父高劢是北齐乐安王，也曾任左仆射。高士廉从小博览群书，尤其在文史方面颇具造诣。在他的熏陶下，长孙氏和长孙无忌自然都喜欢上了读书。史称长孙无忌“好学，该博文史”（《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而长孙氏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长孙氏十三岁时，由于高士廉对李世民非常赏识，知道他不是久居人下之辈，因此就把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从此，高士廉和长孙兄妹的命运就与李唐家族，尤其是李世民紧紧绑在了一起。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于雁门，下诏命各地勤王。虚岁仅十七的李世民就应征入伍，并向主将提出了“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虽说此后突厥退兵、雁门围解是四方勤王之师大举云集的结果，并非李世民此计的功劳，但这一� ��略足以表现出李世民过人的军事才华。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时，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安置在河东，唯独带着李世民到了太原。我们不知道李渊这么安排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世民已经成为李渊军事上的得力助手。这一点在随后打响的李渊讨伐甄翟儿的战斗中就表现得极为明显。
当时外号“历山飞”的变民首领魏刀儿北连突厥、南寇燕赵，其势甚为猖獗。甄翟儿是他的部众，率两万余人屯驻西河郡（今山西汾阳市），并时常袭扰太原，曾在战斗中斩杀隋朝将领潘长文。大业十二年四月，李渊与李世民率步骑五千余人前往征讨，在西河的雀鼠谷与甄翟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李渊命精兵张开两翼，而让羸兵居中，大张旗鼓，布置出一个迷惑敌人的大阵。此举与李世民当年的那个策略如出一辙，很可能就是他提出的建议得到了李渊的采纳。
随后，李渊亲率数百名精锐骑兵深入敌阵，迅速冲乱了敌军的阵形，但是变民军仗着人多势众，很快就把李渊团团包围。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旧唐书·太宗本纪》）。
此战官军完胜，迅速打出了李渊父子的声威。虽然这一战的主要指挥者是李渊，但是李世民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机智、果敢和勇猛，已足以让世人眼前一亮。
雀鼠谷一战，可以说是李世民军事生涯的一个辉煌开端，也是他正式登上隋末历史大舞台的亮相之作。
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时代总是彼此孕育、相互创造的。
大业末年，未及弱冠的李世民当然意识不到会有一个怎样辉煌的时代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他，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位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清醒地看见一度繁荣强大的隋王朝已经彻底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时这也并不妨碍他凝视着眼前这个行将就木的庞然大物，和他的父亲李渊一起相视而笑。此刻他们仍然蛰伏在历史的水面下，但他们手里已经悄悄搭上了一支箭。
没有人知道这历史性的一箭马上会从太原射出，然后直接命中旧王朝的心脏——长安。当然也没人知道，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就将从这里开始茁壮成长。
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上）
公元617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李渊父子的晋阳起兵。
它就像一道劈裂天空的绚丽闪电，一举刺破隋帝国的茫茫黑夜；又像是一束穿越浓云的熠熠曙光，瞬间照亮了大唐王朝的早晨。
这个令天地为之变色、令历史为之改辙的大事件有诸多人物参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大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他们是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唐俭、柴绍、殷开山、刘政会、温大雅、武士彟（武则天的父亲）……
这些人是晋阳起兵最重要的一批骨干力量，正是有了他们的策划、推动和实施，这次起义才能获得成功，大唐王朝最终才得以横空出世。可不管怎么说，他们终究只是这个大事件的配角。
而晋阳起兵的主角，当然非李渊父子莫属。可问题是，在李渊父子当中，谁才是这次起兵的首谋？谁才是这个大事件真正的灵魂人物？谁才是开创大唐三百年基业的第一人？
对此，历代官方正史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李世民。
后晋刘昫修撰的《旧唐书》声称：“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北宋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也断言：“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更是斩钉截铁地说：“起兵晋阳也，皆秦王李世民之谋。”“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按照官方正史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李世民和李渊在晋阳起兵前夕都做了些什么。
李世民跟随李渊来到太原后，结交了一批江湖义士。《旧唐书·太宗本纪》称其“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资治通鉴·隋纪七》说：“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
长孙顺德与刘弘基就是在这个时候与李世民结成了生死之交。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与刘弘基原本都是隋宫廷的宿卫军官，因逃避辽东兵役，亡命太原投靠了李渊，而得以与李世民相结纳。这两个人后来在募集义兵时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刘文静和裴寂也先后加入了李世民“潜图义举”的行列。
刘文静时任晋阳令，裴寂时任晋阳宫监，二人因职务交往而成为好友。他们目睹天下大乱，而自身前途未卜，时常相对而叹。有一次裴寂说：“贫贱如此，又逢离乱，将何以自存？”当时刘文静还未参与李世民之谋，但是暗中已经对他极为倾慕，所以趁机游说裴寂道：“李世民非寻常之人，其胸襟豁达类似汉高祖，天纵神武如同魏武帝，虽然年少，却是命世之才！”言下之意是让裴寂和他一起依附李世民，可裴寂对此却不以为然。
不久，刘文静因与李密有姻亲关系而坐罪，被关进郡狱。正当他对前途感到茫然之际，李世民忽然亲自来狱中探望他。刘文静大喜过望，马上向李世民发出试探，说：“天下大乱，非汉高祖、光武帝之才华者，不可平定四海！”
李世民笑着说：“先生怎么知道没有？只是常人不知道罢了。我之所以来看你，并不是像小儿女那样注重个人感情，而是来和先生图谋天下大事，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刘文静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人，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如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天下群盗多如牛毛。值此之际，若有真命之主应天顺人、振臂一呼，取天下则易如反掌。今太原百姓为避战乱，皆入晋阳，文静为晋阳令数年，知其中豪杰之士众多，一朝啸聚，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亦有数万，一声令下，谁敢不从？进而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帝业可成！”
李世民听完朗声大笑：“君言正合我意。”
从此李世民与刘文静开始积极部署，准备起事。
而这个时候，李渊在做什么呢？
按照正史的说法：“渊不之知也。”而李世民则是“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李渊真的是这样浑浑噩噩，对李世民的起兵密谋一无所知吗？
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探讨，现在接着来看在官方正史中，李世民是如何软硬兼施地“说服”李渊起兵，而李渊又是如何举棋不定、出尔反尔的。
由于裴寂与李渊的私交很好，李世民决定从裴寂的身上突破。他天天与裴寂交游，同时拿出私人的钱数百万，让人与裴寂赌博，每一次都诈输，把裴寂乐坏了。等到那些钱输得差不多的时候，李世民也顺理成章地和裴寂变成好友了。最后李世民把自己的密谋告诉了裴寂，同时让他想办法说服李渊。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此刻裴寂已经很清楚他那些钱是怎么到手的了，只好点头同意。
李世民和裴寂很快就想了一计。随后的日子里，裴寂天天去找李渊喝酒，喝完酒又顺便送上几位美女。一连数日，把李渊伺候得舒舒服服。几天之后，裴寂找了个四下无人的机会，不慌不忙地对李渊说：“二郎暗中蓄养兵马，欲举义旗，恐大事泄露被诛，所以让我以晋阳宫女奉公，此乃情急之下迫不得已之计。如今众人心意已决，不知公意下如何？”
李渊一听，当场爆出冷汗。
原来这几天与他合欢的竟然全都是晋阳行宫的宫女——皇帝杨广的女人！这可是灭门之罪啊！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和老友居然使了这么一招把他绑上了“贼船”。这一招可真损哪!
李渊愣了很长时间，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吾儿既有此谋，事已至此，为之奈何？只好从他了。”
李渊虽然一只脚踏上了“贼船”，可毕竟是被逼无奈，所以犹豫了几天后又把脚缩了回去。
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让他差点掉脑袋的事，再次把他逼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那就是东突厥的入侵。
从大业十二年底到次年正月之间，东突厥屡次出兵进犯马邑（今山西朔县），李渊派遣副留守高君雅会同马邑太守王仁恭出兵抵御，结果却吃了一场败仗。人在江都的隋炀帝杨广闻讯大怒，以“不时捕虏，纵为边患”为由，遣使赴太原将李渊就地拘押，并准备将王仁恭斩首。
李世民一见时机成熟，终于当面对李渊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父亲若再拘守小节，下有盗寇、上有严刑，危亡无日啊！不如顺民心举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大惊失色：“你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我现在就告发你。”然后找出纸笔，做出一副马上要奋笔疾书之状。
李世民一脸沉着，缓缓地说：“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所以敢说。倘若父亲一定要告发我，不敢辞死！”
李渊气得把笔一扔，说：“我怎么忍心告发你呢？你要慎重，别再说这种话了。”
不料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又来了。李渊听见他锲而不舍地说：“今盗贼日繁，遍布天下，父亲受诏讨贼，贼能讨得完吗？到最后还要承担讨贼不力的罪名。而且世人纷传李氏当应图谶，所以李金才无罪，却一朝族灭。退一步说，即便父亲能将盗贼尽皆剿灭，自古功高不赏，届时危险更大！只有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乃万全之策，愿父亲勿疑！”
李渊仰天长叹：“我昨天一整夜都在想你说的话，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今日不管是家破人亡由你，化家为国也由你，一切都由你了。”
此时的李渊真是一副万般无奈、听天由命之状！
几天后，隋炀帝的使者又到了，准备把李渊和王仁恭一起押赴江都问罪。李渊顿时惊慌失措。于是，李世民和裴寂等人再次向李渊进言：“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偏将副手战场失利，竟然也要归罪明公。危亡已经迫在眉睫，宜早定计。况且晋阳兵强马壮，行宫中又蓄积金钱、布帛巨万，以此举事，何患不成？今留守长安的代王幼弱，明公若击鼓向西，据有长安如同探囊取物，何必被区区一个朝廷使者囚禁，坐以待毙呢？”
至此，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暗中部署。可没过几天，江都的天子使臣又到了，宣诏赦免了李渊和王仁恭的战败之罪，并且让他们官复原职。赦令一下，李渊立刻反悔，矢口不提举义之事。
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催促李渊起兵。如鹰扬府司马许世绪、行军司铠武士彟、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其弟唐俭等等。
然而，大伙把嘴皮子都磨破了，该说的话翻来覆去都讲烂了，李渊还是迟迟不动。
刘文静忍无可忍，只好向裴寂施压：“先发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你为何不快点劝唐公起兵，怎能一再借故拖延呢？再说了，你身为宫监，却以宫女私侍他人，你一个人死就算了，何必拖累唐公？”
裴寂被触到痛处了。是啊，假如李渊迟迟不起事，万一晋阳宫女陪侍之事泄露，那他裴寂就算有八颗脑袋也不够砍啊！
此后裴寂只好天天追着李渊，死缠烂打、软磨硬泡，终于把李渊彻底说服了。李渊随后让刘文静假造敕书，以朝廷准备四征高丽为名，命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郡凡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要应征入伍，借此扩大武装力量，准备起兵。
这就是历代正史所记载的关于晋阳起兵的起因和内幕。在这里，李渊被描绘成一个平庸、怯懦、胸无大志、多疑反复的傀儡型人物，而年未二十的李世民则被塑造成一个目光远大、足智多谋、意志坚定的领袖，表现出了一种远远超越他年龄的成熟和稳重。在此，李世民毋庸置疑地成了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而李渊一开始就被蒙在鼓里，后来迫不得已卷入了这个事件，几乎是被人用绑架的手段弄上了这条起兵叛隋的“贼船”，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碌碌无能而且万般无奈。
难道，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下）
通过近年来诸多中外学者对这一事件相关史料的重新研究，晋阳起兵的真相已经得到了澄清。海外的研究人员普遍认为：“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作出订正。”（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国内的一些学者也认为：“由于官修史籍的不真实，晋阳起兵的内幕几乎被掩盖了。突出地颂扬李世民，而其他人则黯然失色，或者被埋没，或者被歪曲……同时，旧史籍里还塞进了一些虚构的情节，渲染李渊的荒淫无能，以衬托李世民的功德兼隆。”（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新的研究结论指出，李世民在晋阳首义和唐朝创建的过程中并不像旧史籍所塑造的那么英明神武和居功至伟，而李渊也并不像旧史籍所描述的那么猥琐不堪。相反，“李渊此人雄才大略，读太原起兵时记室参军温大雅所记《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从隋大业十三年太原起兵到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以前，李渊一直是最高决策者和全局指挥者……只因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的政权为李世民所夺取……贞观朝纂修《高祖实录》就把太原起兵说成李世民所主谋，统一天下也几乎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被诬为坐享其成”（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事实表明，李世民很可能在贞观年间对相关“实录”的修纂工作进行了干预，从而篡改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实。而后来编修的国史以及承用国史的两《唐书》，包括更后出的《资治通鉴》皆因袭而不改，致使晋阳起兵和唐朝创立史的部分真相从此湮没不彰。
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提到了初唐的一份重要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
该书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人，史称其“少好学，以才辩知名”，曾任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后因父忧去职，回晋阳闲居，见天下大乱而不求仕进。李渊到太原后，和他成为朋友，并慕其文名而“甚礼之”。李渊起兵后，温大雅被任命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旧唐书·温大雅传》）。
很显然，由这样一位晋阳起兵的亲历者所撰写的史料，其真实性肯定要远远大于唐朝建国后的那些官修正史。所以《剑桥中国隋唐史》称他为“唐朝建立的目击者”。
那么，这位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到底都目击了一些什么呢？
前文说过，其实早在大业九年，李渊就已经有了起兵叛隋、建立帝业的念头，所以他才会在涿郡与杨广近臣宇文士及进行密谋，只是后来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暂时隐忍。所以根据温大雅的记载，大业十二年，当李渊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时，他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
大业十三年正月，李渊因兵败遭到免职处分并就地拘押。其实这个时候李渊就已经下定起兵的决心了。之所以没有发动，只是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尚在河东，李渊投鼠忌器而已。按《起居注》记载，其实当时并不是李世民苦口婆心劝说李渊，反而是李渊主动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古地名，今河南汤阴县北，为殷纣王囚周文王处）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很显然，此时的李渊头脑非常清醒，他本来是想等三个儿子齐集太原后再起事，不料却突然遭到囚禁，所以他告诫李世民：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么他们三兄弟就必须迅速集结、立刻起兵，不能坐以待毙，遭天下英雄耻笑。
所以当后来隋炀帝又赦免他时，李渊便对李世民说：“当见机而作！”随后立即行动起来，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命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积极建立起义的核心力量。
但是直到此刻，李渊还是没有动手。
因为他身边安插着两颗钉子——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
他们是隋炀帝杨广特意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两名亲信，目的就是监视和制约他。
李渊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日常能够调动的兵力也极为有限。按照隋制，原则上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招募和调遣军队的权力，地方官吏如果擅自发兵千人以上，就要被处以死罪。所以李渊要想拥有足够的兵力起事，就必须获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且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征兵。但是，王威和高君雅都是对隋室忠心耿耿的人，要拉他们入伙几乎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就会功亏一篑、引火烧身，所以李渊绝不能冒这个险。
如何才能获得充足的理由征兵并取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呢？
李渊一直在焦灼地等待机会。
大业十三年二月，马邑军官刘武周突然发动兵变，杀了太守王仁恭，占据郡城，自立为定杨天子。李渊笑了。
这真是天赐良机。他私下对王威和高君雅说：“武周虽无所能，却敢僭称尊号。万一他占据汾阳行宫，而我等又不能将其剪除，此乃灭族之罪啊！”王、高二人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汾阳行宫所在的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县）与马邑郡相邻，里面不但储积了无数钱帛，而且住着很多宫女，很可能成为刘武周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所以他们极力要求李渊赶紧征兵，以讨伐刘武周。
李渊心中暗笑。他知道王威和高君雅急了，可他不急。他慢条斯理地说：“再观察观察吧，通知楼烦稍作防备就可以了，我们要以静制动，以免自扰军心。”三月中旬，刘武周果然攻破楼烦，并袭取汾阳行宫，将其中的宫女悉数俘获，献给了东突厥的始毕可汗。王威和高君雅大为震恐。下一步，刘武周的兵锋绝对是直指太原了。
可李渊依旧气定神闲。他召集众文武将官说：“命士兵戒严，加强城池布防，拨粮赈济流民。这三件事如今废一不可，其他的事情，就看诸位的了。”
早已急不可耐的王威和高君雅立刻拜请说：“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悬在明公。公若推辞，谁能担此大任？”
李渊知道，现在招募和调遣军队的理由已经非常充分了，而且王、高等人的心情都比他更为迫切，只等着他一声令下了。可李渊仍旧面露难色，说：“朝廷有令，将帅出征，一举一动都要向朝廷禀报，接受朝廷节制。眼下贼兵在几百里内，江都却在三千里外，加上道路险阻，一路上又有其他贼兵据守，一来一往，不知要到什么时候。率领这支事事要听从遥控指挥的军队，抵御狡黠诡诈、来势凶猛的贼兵，就像是叫书生去扑火，能扑得灭吗？诸公皆为国之藩篱，应当同心协力，以除国难。大家都是为了报效朝廷，最好不要相互猜疑。我今天之所以召集诸位，是想商议一个最妥善的办法，并不是消极怯战、推卸责任。”
王威等人连忙说：“公之文韬武略，远近皆知，并且兼具国亲和贤臣的身份，应当与国家休戚与共。如果事事奏报，如何应付突发事变？只要是为了讨伐叛贼，专擅行事亦无不可！”
要的就是这句话。李渊心头掠过一阵狂喜。可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无奈之状，勉强同意了王、高等人的请求，下令征兵。
命令一下，旬日之间便募集了近万人，这支队伍很快就将成为晋阳起兵的主力军。李渊命他们驻扎在兴国寺，私下对李世民说：“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名。”同时分别遣使至河东和长安，催促李建成兄弟和女婿柴绍迅速前来太原集结。
万事俱备。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收拾王威和高君雅了。
然而，王威和高君雅也不是等闲之辈——能成为皇帝亲信并接受特别任务的人绝不会是笨蛋。
李渊的举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怀疑。
因为李渊把招募来的军队分派给了三个人：李世民、长孙顺德和刘弘基。李世民是李渊的儿子，没什么好说的。问题出在后面这两个人身上。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都是逃避兵役的罪犯啊！早就应该处决了。本来没有告发他们就算是很给李渊面子了，现在李渊居然把军队交到这种逃犯手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李渊到底想干什么？
王、高二人打算逮捕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以防生变。可他们的想法马上被一个人劝阻了。
他就是武士彟。
武士彟说：“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座上宾，如果你们一定要动手，恐怕会激起事变。”王、高二人想想也有道理。如今刘武周和突厥人虎视眈眈，倘若这时候引发内讧，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只好暂时按捺下来。几天后，又有一个叫田德平的军官准备建议王威和高君雅调查李渊募兵的内情。武士彟知道后，又制止他说：“剿匪的军队全部隶属于唐公，王威和高君雅虽然挂着副留守的头衔，手中却没有实权，有什么能力调查！”田德平只好作罢。
可是随着局势的发展，王威和高君雅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李渊的一举一动都让他们满腹狐疑并且心惊胆战。他们觉得李渊很可能要发动叛乱！王威和高君雅最后横下一条心，决定先下手为强。
由于当时的太原多日不雨，王、高二人就提出要在晋阳城南五十里处的晋祠举行祈雨大会，请李渊主持，准备在会上伺机将李渊干掉。
与此同时，李渊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王威和高君雅。双方都在暗中磨刀霍霍，是你死还是我亡，就看谁的出手更快了。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名叫刘世龙的当地乡长秘密来到李渊府上，把王威和高君雅准备在晋祠祈雨时动手的消息告诉了李渊。
刘世龙平日与高君雅颇有往来，所以他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李渊当即与李世民、刘文静等人紧急制订了一个行动方案。
大业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夜，李渊命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率领五百名士兵埋伏在晋阳宫城的东门。十五日晨，李渊召集王威和高君雅在宫城中的办公厅议事。众人刚刚坐定，刘文静就领着开阳府（禁军征兵府）司马刘政会来到厅前。刘政会的手里拿着一道诉状，大声禀报有事要奏。李渊示意王威和高君雅去接诉状，刘政会却说：“我要告的人正是两位副留守，只有唐公可以看！”
王威和高君雅猝不及防，顿时大惊失色。
李渊也装出一脸的惊诧，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接过诉状一看，立刻高声宣布：“王威与高君雅暗中勾结突厥，准备里应外合进攻太原。”
直到这一刻，王威和高君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高君雅一下就跳了起来，卷起袖子破口大骂：“这是有人要造反，故意陷害我们！”
可是，一切都由不得他们了。此刻李世民的士兵早已控制了宫城外的所有重要路口，王威和高君雅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瓮中之鳖。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迅速冲上来，将王、高二人当场逮捕，关进了监狱。
至此，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与此同时，李建成、李元吉、柴绍等人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向太原赶来。李渊再也没有顾虑了，只要李建成等人一到，晋阳起兵的历史大幕就会轰然拉开。
这就是晋阳起兵的动因和真相。
根据温大雅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渊绝非胸无大志、庸庸碌碌之人，而是“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并且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剑桥中国隋唐史》）。
也就是说，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包括整个过程的组织者和全局总指挥，正是李渊本人。
但是在肯定李渊的同时，我们却不能轻易抹杀李世民在这次起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贞观史臣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美化了李世民，夸大了他的功绩，可我们在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却不宜矫枉过正。应该说，从“密招豪友”建立核心力量，到募集义兵组建军队，再到“伏兵晋阳宫”控制王威和高君雅，李世民在整个起兵过程中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起码相对于来不及参加晋阳起兵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来说，李世民的首义之功就是他们无法相比的。此外，李世民所表现出的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也恰与李渊老成持重、顾全大局的性格形成一种微妙的互补。
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李世民的表现是“勇于有为”，而李渊的表现则是“坚忍自持”（《读〈通鉴〉论》卷二十）。
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由于李渊父子在起兵叛隋、缔造大业的进程中既能保持战略思想上的一致，又有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互补，才能确保起兵的成功，并迅速崛起于群雄之间，最终开创大唐王朝。
在钢丝上跳舞：李渊的崛起
李渊虽然以“勾结突厥”的指控逮捕了王威和高君雅，但是，任何指控都是需要证据的。李渊的证据在哪里呢？
李建成等人还在路上，所以李渊还不敢正式起兵。在此情况下，如果李渊始终拿不出证据，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导致兴师举义之事节外生枝。
让李渊料想不到的是，在这个紧张而微妙的时刻，老天爷居然帮了他一个大忙。
准确地说，是突厥人帮了他大忙。
大业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李渊逮捕王、高二人的两天之后，数万突厥骑兵突然呼啸南下，以闪电速度对晋阳城发动了一场奇袭。
由于晋阳守兵猝不及防，突厥人得以迅速突破外城，在北门与东门之间纵横驱驰，如入无人之境。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骑兵，李渊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随口栽在王威和高君雅头上的罪名居然出人意料地坐实了，而今铁证如山，王、高二人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忧的是自己尚未举事便有强敌来犯，如果与他们开战，自己刚刚募集的这支军队就会被消耗掉。万一把老本赔光，还拿什么起兵？
情急之下，李渊决定唱一出空城计。
他一边命裴寂、刘文静等人在宫城（内城）各门暗中布防，一边下令将所有城门全部打开，将城头上的旗帜全部撤下来，同时严禁城墙上的士兵探头外看，严禁发出半点声响。
正在来回驱驰、耀武扬威的突厥人瞬间全都静了下来。
因为他们看见晋阳宫的城门居然朝他们完全洞开，而且城头上看不见一名隋军士兵，整座宫城悄无声息，寂静得让人头皮发麻。
突厥人不敢贸然进攻内城，也不甘心就此离去，于是一边在外城继续劫掠，一边仍旧对内城虎视眈眈。
李渊登上东南城楼，发现突厥兵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往来驰骋、人员分散，于是命部将王康达等人率一千余人潜行至外城北门处设伏，准备袭击突厥散兵。一方面劫掠一些马匹，一方面做一些战略试探。
但是王康达的行动失败了。他们刚一动手就被突厥兵团团包围，一千多人大部分战死，王康达阵亡，只有一百多人逃了回来。军民顿时大为恐惧，于是把怨气全都集中到“勾结突厥”的王威和高君雅身上。李渊顺势将王、高二人当众斩首，既平息众怒，又彻底根除了这两个心腹之患。
城中的军队本来就不多，现在又损失了一千人，看来硬打是不行了，而且这出空城计也唱不了多久。李渊随即又设下一个疑兵计，命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潜出城外，然后第二天凌晨再旌旗招展、钲鼓齐鸣地从另一个方向进城。
突厥人一看就慌神了，看上去这是一支援兵，而且人数还不少！满腹狐疑的突厥人又逗留了两天，却一直不敢进攻，最终在外城饱掠一番后引兵北去。
晋阳虽然暂时解围了，但是对即将起兵的李渊来说，北方的突厥人始终是他背后的一个巨大威胁。万一他挥师长安，突厥人趁势进犯太原，那无疑会使他陷入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困境。所以，必须暂时向突厥人低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李渊亲自给始毕可汗写了一封词义谦恭的信，说：“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安定天下，远迎君上还都，恢复与突厥和亲，就像开皇时代一样。如果能与我一同出兵南下，希望不要侵害百姓，金钱玉帛，皆为可汗所有；如果因为路途遥远不能南下，只愿和亲，也可坐享丰厚的财物。该怎么做，任凭可汗选择。”
写完后，李渊在信封上用了“某某启”的字样，以示谦卑。负责送信的官员看了那个“启”字觉得很不舒服，建议多给突厥人送一些财物，然后把“启”改为“书”。
李渊听了，大笑说：“这事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况且‘启’字又不值钱，你连钱都舍得多给，还舍不得这一个字吗？”
东突厥的始毕可汗见信大喜。对他来讲，马邑的刘武周、朔方的梁师都、蒲城的郭子和都已经归附他了，如今太原留守李渊再来投靠，这就意味着隋帝国北部边境的军事重镇都已经向他豁然洞开了。日后一旦举兵南下，岂不是一路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了吗？
始毕可汗立刻给李渊回了一封信，表示全力支持他，可以给他提供士兵和战马，但条件是让他像刘武周等人那样自称天子，公开反隋。其实也就是让李渊向突厥称臣，成为突厥人的附庸。收到回信后，李渊的左右都很高兴，唯独李渊不以为然。他并不是不想获得突厥的支持，而是不想这么早就即位称尊，公然与隋朝决裂。
他的政治智慧告诉他——现在 打着“尊隋”的旗号要远比“反隋”的旗号更安全，也更有利。
因为在胜败未卜、天下大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尊隋”要比“反隋”能获得更多闪转腾挪的余地和空间，而过早僭位称尊就会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更会成为众矢之的。此外，李渊也不愿意像刘武周他们那样接受突厥的所谓“天子”册封，公开成为突厥人的附庸。道理很简单，与突厥人的合作本来就是迫于时势，不得已而为之的，或者说是只能一夕不能长久的。说白了，这是各取所需的政治一夜情。既然是一夜情，又怎么能大张旗鼓、广而告之呢？再说了，最起码在名义上，在现阶段，李渊仍旧倾向于把自己定位在隋朝的国戚和重臣的角色上。这样既不会过度伤害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道义感，又能为自己的叛隋起兵抹上一层“匡扶社稷、安定天下”的政治保护色，并且为壮大自身的实力赢得更多宝贵的时间。
有鉴于此，李渊认为自己目前最恰当的姿态应该是在隋朝与突厥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既不与隋朝决裂，也不与突厥为敌。
换句话说，他必须在隋王朝与突厥人之间走钢丝。
而且还要在钢丝上跳舞。
裴寂和刘文静等人看见李渊迟迟不答复突厥人，万分焦急地说：“而今士众已全部集结，最缺的就是战马。胡人的士兵我们不一定需要，但是胡人的马却不能不要。您如果迟迟不接受他们的条件，恐怕他们会反悔。”
李渊依旧不同意，说：“你们再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六月初，李建成、李元吉和柴绍终于抵达太原。裴寂与李建成、李世民等人商议之后，一起向李渊提出了一个在钢丝上跳舞的办法：“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如此则“师出有名，以辑夷夏”（《大唐创业起居注》）。
李渊笑了。
首先，宣布废黜杨广，拥立长安留守、年幼的代王杨侑。这样既能顺应天意人心，还能抢占政治制高点，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造反披上一件正义与合法性的外衣。其次，有了这件美丽的外衣，就能堂而皇之地传檄天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缔结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佳的结果。最后，为了获得突厥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不妨在军队的旗帜上改用突厥人所用的白色，以此向突厥示好。
很显然，这是一套既务实又灵活，既不偏不倚又左右逢源的师出有名的起兵方案。李渊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
他只修改了其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在军旗的颜色上，李渊既没有使用隋朝的红色，也没有使用突厥的白色，而是使用红白相间的双色。
在钢丝上跳舞！
李渊决定将这个政治理念贯彻到底。
大业十三年六月初五，在经历了一连串惊险和曲折之后，以李渊为首的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终于在太原正式起兵。
隋亡唐兴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李渊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隋帝国的政治心脏——西京长安。要进军长安，首先必须攻克西河郡。
李渊把这个首战的重任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他说：“你们年轻，未经历练，先以此郡看你们的表现和作为，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你们，自己努力吧！”说完李渊又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往返路程之外，只给你们三天军粮。
这就是说——如果李建成和李世民在三天内拿不下西河，就意味着失败。
对初出茅庐的李氏兄弟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们率领的是一群根本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
然而，李建成和李世民还是信心百倍地上路了。一路上，他们与士卒同甘共苦，一发现敌情立刻挺身在前；士兵凡有盗窃乡民菜蔬瓜果的，他们就找到主人，给予赔偿，而且并不责罚偷盗的士兵；沿途凡是有父老贡献食物，他们一律与部众分享，从不独自享用；要是有人特别殷勤地送上牛酒等物，他们则婉拒说：“此隋法也，吾不敢。”
凭着这种廉洁自律和宽仁待众的作风，年轻的李氏兄弟迅速赢得了部众的拥戴，并赢得了远近百姓的心。
“义师”的风范和声誉立即传播开来，并且传播的速度比他们行军的速度还快，马上就落进西河官民的耳中，所以守城的隋军官兵毫无斗志，唯独郡丞高德儒企图据城顽抗。六月初十，义军兵临西河城下，云梯刚刚架上城头，士气高涨的士兵就蜂拥而上，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克了城池，逮捕了郡丞高德儒。
李氏兄弟当即将高德儒斩首，此外不杀一人，对西河官民秋毫无犯，让百姓各安其业。
初出茅庐的李氏兄弟不负众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拿下了西河郡，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军事生涯的处女作，同时也在开创李唐江山的征程上迈出了漂亮的第一步。
军队凯旋后，屈指一算，前后仅历时九天。李渊大喜过望地说：“如此用兵，足以横行天下了！”
首战告捷。李渊更加坚定了“南下关中、西取长安”的决心。
西河平定后，李渊随即开仓赈粮，远近各地的青壮年纷纷来附，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加入义军，很快部众便增至数万人。随后裴寂又打开晋阳宫的府库，献上米九万斛、彩帛五万匹、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
人马、物资、粮饷都已齐备，李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一个恰当的名分，同时也给所有追随他的人一个合适的名分。
对于现在李渊集团的每一个人来说，名分太重要了。有一个新名分，就意味着他们将与过去的人生彻底告别，与旧王朝一刀两断，从此拥有一个崭新起点，并且在即将来临的新王朝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大业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唐国公李渊自立为大将军，并开设大将军府，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温大雅为记室，武士彟为铠曹，殷开山为户曹，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为左右统军；同时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以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三军；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
这就是李渊开创大唐王朝最初的政治和军事班底。
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就在这一刻选择了相同的历史使命，并且攒成了一个铁拳。
它能顺利地挥向长安，对旧王朝的心脏实施致命一击吗？
天才政治家：李渊的慷慨
大业十三年六月十八日，突厥大臣康鞘利奉始毕可汗之命来到了太原。除了带来可汗的慰问信外，他还带来了一千匹战马。
太原官兵顿时兴奋得两眼放光。
不过他们很快就兴奋不起来了。
因为这些马不是白送的，它们是康鞘利专程拉来卖的。
这情形跟我们今天的国际事务有些类似。世界上每一个战火纷飞的热点地区通常都有一些政治大国在台前幕后积极活动。表面上他们都宣称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时不时还会敦促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给战争中的难民发放点粮食什么的，可他们热心掺和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扩大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谋求政治利益；二、暗中兜售军火，牟取经济利益。
因为政治大国通常也是武器大国，所以每一个热点地区都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军火市场。
现在康鞘利就是来兜售军火的。在冷兵器时代，突厥的战马无疑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
看着这些身形彪悍的“战斗机”，李渊的双眼也不能不放光。
但是这批货的价格实在高昂，要全部买下需要一笔巨款。
这笔钱李渊当然有，要全部买下不是问题。
可李渊不干。
因为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很多，李渊不想让自己的钱都变成突厥人的利润。
为此他想了一个办法——赊欠。
这在我们今天就叫分期付款、信贷消费。李渊只挑了其中最健硕的五百匹，把钱付了，然后对康鞘利做出一副囊中羞涩之状。他手下的官兵见状，以为唐公缺军费，纷纷要求自掏腰包把剩下的五百匹马也买下来。李渊笑着冲他们摆摆手，私下说：“胡人的马很多，而且贪得无厌，我们买完一批，他们还会拉来一批，你们买得完吗？我之所以只要一半，一方面是向他们表明手头紧，再一个是不让他们觉得我们的需求很迫切。你们放心好了，那五百匹我也要，只不过不付现钱，而是用赊欠的办法，不用你们花钱。”官兵们恍然大悟。
营业额只完成了50%，康鞘利犯难了：难道还要把这剩下的五百匹马千里迢迢地拉回去不成？那不仅麻烦死了，而且回去还会遭人耻笑。康鞘利犹豫了好几天，最后只好让李渊用首付五成、尾款赊欠的办法把一千匹马全都留了下来。
李渊心中暗笑，说是先付一半、尾款赊欠，其实尾款最后肯定是不了了之的。这真是一笔好买卖！
这一年六月底，李渊的麾下已经兵强马壮，随时可以举兵南下了。
可在南下之前，李渊必须确保大后方的安全，也就是防止突厥人和刘武周乘虚进攻太原。为此，李渊特意派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表面上的目的是请求突厥给予军事上的支持，实际上是观察突厥人的态度和动向，同时防范和牵制刘武周。刘文静行前，李渊特意叮嘱他：“胡骑进入中国，对百姓是一大祸患。我之所以要向突厥借兵，用意就是防止刘武周为患边境。所以你要记住，与突厥联兵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只要几百人就足够了，多了没用。”
刘文静心领神会——与突厥联合只是为了稳住他们，而不是真要倚重他们！
为了达到稳住突厥人的目的，刘文静抵达突厥王庭后，就给始毕可汗开出了非常有利的合作条件，他说：“一旦贵军协助我军进入长安，民众土地归唐公，金银玉帛归突厥。”
始毕可汗大喜。
这真是一笔好买卖啊！只要给李渊区区几百人就能换取长安的大量财富，突厥人何乐而不为呢？
始毕可汗当即遣使告诉李渊：这交易成了！他的兵已经上路了！很显然，李渊和刘文静是在“慷他人之慨”。因为长安的财富并不属于李渊，而是属于杨广。
但是这并不妨碍李渊把它当成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
能不能兑现不知道，反正先开了再说。
后顾之忧都已解除，李渊终于可以全力南下了。
大业十三年七月初四，李渊任命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把军政大权全部交给这个小儿子，让他镇守后方根据地。初五，李渊在晋阳誓师，发布了声讨隋炀帝杨广的檄文，同时传檄四方郡县。李渊在檄文中痛斥杨广，说他“饰非好佞，拒谏信谗”“巡幸无度，穷兵极武”，才落入“亲离众叛”的境地，并且导致“十分天下，九为盗贼”的可怕局面。最后李渊宣布，自己身为“典骁卫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的社稷重臣，目睹“四海波振而冰泮，五岳尘飞而土崩”的危亡之局，不得不“举勤王之师”，“废昏立明”，拥立杨广的孙子、时年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然后“放后主（杨广）于江都，复先帝（杨坚）之鸿绩”（《大唐创业起居注》）。
同日，李渊亲率三万精兵从晋阳出发，正式踏上帝业的征程。
李渊于初八抵达西河郡。一到西河，李渊马上就做了一件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收拾人心。
他一边慰劳百姓，一边给老百姓大举封官。据史书记载，李渊这天总共封了一千多个官。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封官最多的一天，直到他后来当上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全部加起来恐怕也没这天多。
这一天，李渊首先给当地所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封了散官，亦即有官称无官权的荣誉官职。接下来，李渊又不辞辛劳地给所有蜂拥而来的青年才俊一一封官。
凭什么知道他们是青年才俊，不是鸡鸣狗盗之徒呢？
据说李渊的办法是口询，也就是亲自面试。他一边询问对方有什么能力，一边大笔一挥，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与他能力相应的官职名称，然后这个人就算当官了。换句话说，只要你不是弱智或哑巴，能够随口说出你有什么才干，你就能获得相应的官职。所以一天下来，这座小小的西河城就有了一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官员。
所有人都乐坏了，从来没想到当官这么容易啊！
所以这一天西河城的气氛热闹非常，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那一千多个青年才俊捧着那张轻飘飘的任命状回家后，估计很是自豪了一把，在人前人后肯定也没少嘚瑟。
用一千多张字条就收买了西河全城的心，李渊此举可谓高明。说白了，他无非是开了一千多张空头支票。再说得难听点，这又是慷他人之慨！要知道，大业十三年还是隋朝的年号，李渊自己尊奉的也仍然是隋朝的正朔，此时的西河郡虽然被李渊占领，可原则上还是隋朝的天下，所以——李渊封的理所当然都是隋朝的官。
不久后，义军相继占领霍邑、临汾等郡，每到一地，李渊皆如法炮制。左右忍不住规劝李渊：“会不会封官太滥了？”李渊的回答是：“隋朝廷就是太吝啬官爵，所以失去人心，我们何必效法？再说了，用官位收拾人心，岂不比用刀枪更好？”
九百年后，西方的马基雅维利说：“如果你正在夺取王权，那么，被人誉为慷慨是十分有利的……对于那些既不是你的东西，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东西，你尽可以做一个很阔绰的施主……你慷他人之慨，只会为你增添名声，而不会对你的名声造成损毁。”（《君主论》）
很显然，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绝对是李渊跨越时空的知音。
七月十四日，李渊率军进驻贾胡堡（今山西汾西县北）。此堡南面五十多里处，就是隋虎牙郎将宋老生重兵据守的霍邑（今山西霍州市）。在霍邑后面，则有隋朝名将、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于黄河东岸的河东郡（今山西永济市）严阵以待，并与宋老生遥相呼应。
李渊父子和将士们都很清楚，摆在面前的将是一场真正的考验。
打霍邑绝对不可能像打西河那么轻松。
所以一贯谨慎的李渊并没有急于发动进攻。正巧又连续多日天降大雨，不利于攻城作战，李渊就趁这个间隙补充给养，命人回太原押运一个月的粮草过来。在等待雨停的这些日子，李渊并没有歇着，他对自己当前面对的战略形势作了一个综合的判断。
然后李渊想到了一个人。
一个牛人。
一个在当时的割据群雄中风头最健的义军领袖。
他就是李密。
李渊知道自己如果要顺利地西进关中，就必须稳住潼关东面的李密，就像从太原南下之前必须先稳住北方的突厥人一样。
为此李渊试探性地给李密写了一封信。
他知道李密这个牛人向来自视甚高，所以他已经想好了对付李密的办法。
果然，李密很快就回了一封牛皮烘烘的信。信中说：“我与兄虽不是同支，却是李姓同宗。我知道自己实力不够，只是承蒙四海英雄厚爱，推为盟主，希望你能从旁辅助，让我们同心协力，执子婴（杨侑）于咸阳，杀商辛（杨广）于牧野，岂不是好事一桩？”言下之意，你打你的西京，我打我的洛阳，咱井水不犯河水！
他还在信中补充说：“如果要签一份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那你只能带几千步骑，亲自到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市）来，你我当面缔结盟约。”
李渊见信大喜，李密的反应正是他最想得到的结果。他笑着对左右说：“李密自我膨胀，以老大自居。我正要全力进取关中，如果马上跟他决裂，那是多树了一个敌人，不如态度谦卑，拍拍他的马屁，让他更骄傲一点，帮我们把守虎牢的关隘、拖住东都的军队，让我们专心西征。等我们平定了关中，据守险要，养精蓄锐，观鹬蚌相争，收渔人之利，到时候再收拾他也为时不晚！”
李渊马上命温大雅回了一封信，说：“当今天下大乱，需要一位共主。这个人除了你，还能有谁？老夫已年过半百，志不在此，但我很高兴能拥戴老弟，攀龙鳞，附凤翼，希望老弟早应图谶，安定万民！你是盟主，但愿你看在我们同宗的分上，依旧把我封在陶唐故地，这样我就很满足了。”
李密见信，骄矜之情溢于言表，让人把信拿给将领们传阅，说：“连唐公都如此推举我，看来天下指日可定啊！”
李密从此对李渊大生好感，双方信函往来十分频繁。
李渊笑了。
就在这鸿雁往返、笔墨往来之间，他已经用廉价的糖衣炮弹成功消除了一个潜在的劲敌。或者说，成功地化敌为友了。
真正的高手往往是低调的，而且从不吝啬给别人戴高帽。
真正的政治家也往往是慷慨的，从不吝啬给人们开空头支票。
李渊就是这样的高手和政治家。
而无论是高帽还是空头支票，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廉价。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古往今来的高手和政治家们都很善于把老子的这个哲学思想运用到实践当中，并且有所深化。他们的深化体现在——所“予之”的东西往往是廉价的，譬如高帽和空头支票；而所“取之”的东西则往往价值巨大，甚至无价，譬如人心与天下。
就在人们迷醉于廉价赠品的一瞬间，高手已经收获了人心，政治家已经玩转了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隋末这场群雄逐鹿的生死游戏中，李密之所以快速出局，李渊之所以最终胜出，其原因绝非偶然。就军事能力而言，孰高孰低很难定论；但是在政治上，李密绝对玩不过天才政治家李渊。
走向长安
雨一直下。
从李渊带着军队来到贾胡堡时就始终没有停过。
军营中的粮草快告罄了，太原的补给却迟迟没有到。
出使突厥的刘文静也还没有回来，突厥人许诺的士兵和战马至今未见踪影。
于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便开始在军营中悄悄流传。消息说——突厥人和刘武周正准备进攻太原。
这是真的吗？
李渊不愿相信它是真的。
可又不敢确定它是假的。
这支离开太原还没打过一场仗的军队，就这么在大雨、粮荒和流言的多重困扰中踯躅不前、人心浮动。连日来，李渊的心情也跟这雨水连绵的天气一样潮湿而阴郁。
最后李渊只好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到底是要打霍邑，还是要回太原。
与会的一些将吏提出了四条必须班师的理由：
一、我们的粮草快完了，而宋老生和屈突通遥相呼应、据险而守，一时半会儿绝对攻不下来。
二、李密虽然口头上说与我们联合，可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阴谋还很难说。
三、突厥人贪而无信、唯利是图，刘武周历来与其狼狈为奸，所以他们企图进犯太原的消息不可不信。
四、太原是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义兵的家属都在那里，不如先回去保住大本营，然后再从长计议。
此言一出，多数人都投了赞成票。
李渊不置可否，把目光转向一直闷声不响的李建成和李世民，说：“你们意见如何？”
此时此刻，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了。因为众位将吏的意见让他有些失望。
诚然，李渊也认为他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万一出师未捷而老巢被占的话，那么后勤补给就会中断，将士们就会丧失斗志，队伍就会陷入进退失据、腹背受敌的困境。这种危险的确是存在的，李渊心里何尝没有相同的担心和顾虑？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义军自从大张旗鼓地南下以来，至今未打一仗、未下一城，倘若稍遇挫折就当缩头乌龟，那还奢谈什么平定海内、问鼎天下？到时候不但会遭天下英雄耻笑，而且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人心和士气也会溃散瓦解、功亏一篑！太原固然重要，可始终龟缩在老巢中就能高枕无忧了吗？恰恰相反，这更危险！因为这么做等于是在向隋朝的军队示弱，向突厥人和刘武周示弱，向四方群雄示弱！到时候这些人四面来攻，太原就能保得住吗？就算勉强保住了，日后还要不要争霸天下？要不要再度出征？如果再度出征，那么来自后方的突厥人和刘武周的威胁不是照样存在吗？除非永远龟缩在太原一隅，否则这个“前进还是后退”的问题就会像一场可怕的梦魇一样永远缠绕在李渊和所有人的心头。
所以，选择后退实际上是在逃避问题，而不是在解决问题。
既然这个问题不可能自动消失，既然前进和后退都存在危险，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前进、放手一搏呢？
想到这里，李渊实际上决心已定。
但是这些话李渊不能说。
他必须让两个儿子来说。
所幸李建成和李世民没有让李渊失望。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条反对班师的理由：
一、眼下遍地都是庄稼，何必担心断粮？宋老生轻率急躁，一战便可将其生擒。
二、李密一门心思守着东都的大粮仓，一直在与东都军队进行拉锯战，根本无暇做长远的打算。
三、刘武周表面上投靠突厥，背地里却和突厥人互相猜疑，虽然贪图太原，可他更担心自己的老巢马邑被人抄了后路。
四、我们之所以举义，就是为了奋不顾身拯救苍生，先入长安、号令天下！如今遇上小小的挫折就遽然班师，恐怕义军会一朝解体。我们就算困守太原一城之地，到头来还是一小撮盗匪而已，拿什么保命？
最后，李建成和李世民瞟了众人一眼，毫不客气地说：“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大唐创业起居注》）
这是李渊集团内部在军事战略上发生的第一次分歧。
李渊看了看这兄弟俩，又看了看他的一大帮文武将吏。一边两票，一边N票。他最终咬咬牙作出了决定——多数服从少数。
打！
自助者天助之。
或许是李渊父子的坚持最终也感动了上苍，七月二十八日，太原粮草运到。
八月初一，天空放晴。
八月初二，李渊命全军在太阳下曝晒铠甲、武器及其他衣服装备。
八月初三，天色刚亮，李渊率全军开拔，沿着东南山麓的小道直插霍邑。
“如果宋老生拒不出战，你们说该怎么办？”在路上，李渊问李建成和李世民。
兄弟俩胸有成竹地说：“宋老生有勇无谋，我们只要派小股骑兵在城下挑战，他没有理由不出战。假如他仍然固守城池，我们就散布消息，谎称他消极怯战，正暗中准备向我们投降。宋老生担心被同僚告发，不战也得战！”
李渊点点头：“你们的判断没错。宋老生没有趁我们被困于贾胡堡时发动攻击，我就估计这个人没多大能耐了。”
部队迅速进抵霍邑。李渊率数百名骑兵在霍邑东面数里等待步兵主力，李建成和李世民率数十名骑兵驰至霍邑城下，一边扬鞭挥手制造攻城假象，一边高声诟骂，试图激怒宋老生。
有勇无谋的宋老生果然一下就被激怒了，率领三万人分别从东门和南门出击。李渊急命殷开山召集后续的步兵主力进入战场，随后命李建成在城东列阵，命李世民在城南列阵。
为了一战消灭宋老生，防止他逃回城中据守，李渊决定佯装败退，吸引宋老生更远地脱离城池。
宋老生首先对东面的义军发起进攻。李渊与李建成假装受挫，开始往后退却。李世民与部将段志玄立即率骑兵从南面直冲宋老生军阵，攻击他的后面。
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激烈。李世民冲锋在前，一连砍杀数十人，手上的两把刀都砍出了缺口，鲜血溅满了他的衣袖。李世民甩甩袖子，继续作战。
在李世民的冲击下，宋老生的阵势开始散乱。李渊趁机命人在阵前大呼：“宋老生已经被活捉了！”
隋兵闻言斗志全失，瞬间溃散，宋老生不得不转身而逃。李渊率军追至城下，城内守军慌忙紧闭城门，放下一条绳索救宋老生。
宋老生攀上绳索，刚刚爬了几米高，李渊的部将卢君谔就从后面纵身跃起，将他硬生生拽了下来，随即一刀砍下了宋老生的首级。
这一战，隋军的三万人马全军覆没，李渊这边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两军的尸体层层堆积在霍邑城外的原野上，一直绵延了好几里。
到了这一天的黄昏时分，略作休整之后，李渊下令军队开始攻城。当时义军还缺少大型的攻城器械，士兵们都是强行攀上城墙，经过一番鏖战，终于将霍邑攻克。
这是李渊南下以来取得的第一场胜利，虽然付出了一定代价，但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进入霍邑后，李渊开始论功行赏。军中负责授勋的官吏提醒他：“奴仆出身的人，似乎不该跟一般战士有同等待遇。”李渊说：“飞石流箭之间，不分谁贵谁贱，为何评定功勋的时候，却要分尊卑等级呢？应该完全平等，有什么功受什么赏！”
攻克霍邑之后，李渊迅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八月初八占据临汾郡（今山西临汾市），八月十三日攻克绛郡（今山西新绛县），八月十五日进抵黄河东岸的龙门（今山西河津市）。就在这一天，刘文静和康鞘利也带着五百名突厥士兵和两千匹马赶到了。李渊大喜，对刘文静说：“马多人少，正合我意！”
终于站到黄河岸边了。望着奔腾咆哮的黄河水，李渊心中感慨万千，只要一步跨过黄河，就能进入关中直取长安了。
梦想中的皇皇帝业似乎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李渊面前。
就在这个时候，关于下一步的进军路线，军队中再次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刚刚投奔义军的河东户曹任瑰等人认为：不要攻击屈突通重兵驻守的河东，应该从龙门直接渡过黄河，招降当地义军，同时夺取潼关北面的永丰仓。如此一来，在攻克长安之前就可以把整个关中握于掌心。李渊本人也倾向于这个意见。
但是他手下的多数将领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先把河东郡这颗钉子拔掉，再渡河入关，以免后患。
谨慎的李渊决定暂不渡河，先与关中义军取得联络后再作打算。
八月十八日，李渊给当时关中势力最强的义军首领孙华写信进行招抚。六日后，孙华渡河前来晋见。李渊大喜过望，当即任命他为左光禄大夫，封武乡县公，兼冯翊郡（今陕西大荔县）太守。随后命左统军王长谐、右统军刘弘基等人率步骑六千，与孙华一起渡河，在黄河西岸扎营，等待大军主力。
临行前，李渊对王长谐说：“屈突通手下精锐不少，跟我们相距才五十余里，如今却不敢出战，说明他的军心已经动摇。可屈突通担心朝廷责罚，又不敢不出战。他如果渡河攻击你们，我就进攻他的老巢，河东就绝对守不住。如果他据城坚守，你就烧掉河东与黄河西岸连接的索桥（蒲津桥），阻断他的退路，到时候我从前面扼住他的咽喉，你从后面攻击他的背部，定可将其生擒！”
九月初七，屈突通担心腹背受敌，不得不派遣虎牙郎将桑显和率数千精锐骑兵，于深夜渡河，袭击王长谐的军营。王长谐猝不及防，接战失利。危急之时，孙华亲率骑兵前来救援，大破隋军。桑显和仓皇败退，为了阻止义军追击，渡河之后自己烧断了蒲津桥。
九月初十，李渊见时机成熟，遂率领大军将河东城团团围困。
可屈突通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将领，义军多次攻城都被他击退。
李渊意识到这座坚城不可能轻易攻克，遂准备放弃河东，渡河入关，然而裴寂等人却坚决反对。他说：“屈突通手握重兵，固守坚城，就算今天绕开他，万一我们不能攻下长安，撤退时就会遭到河东的阻击，到时候腹背受敌，形势将万分险恶。不如先全力拿下河东，然后西进。河东是长安的门户，屈突通一旦战败，长安城指日可下！”
裴寂等人话音刚落，李世民马上又针锋相对地反驳。他说：“不然。兵贵神速，我们拥有连战连捷的余威和四方来附的部众，如果快速西进，长安必定震恐，很可能在他们来不及作出反应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城池攻了下来。如果逗留在坚城之下，自陷于疲敝之境，使长安有充分的时间加强防御，而我们自己却白白贻误战机，一旦军心离散，那大事就不可为了！”
这是李渊集团内部在军事战略上发生的第二次分歧。
这一次，李渊既没有完全听从李世民的建议，也没有纯粹采纳裴寂等人的意见，而是双管齐下，兵分两路。
他命令各将领留下来继续围攻河东，而他则与李建成、李世民亲率主力渡河入关。
九月十二日，李渊一进入关中，各地隋朝官吏立刻望风而降，纷纷献出所辖郡县。其中，华阴县令李孝常献出了下辖的永丰仓，极大地满足了义军的粮草和物资需求。此外，京兆府所属各县也纷纷派遣使者来向李渊投降。
九月十六日，李渊抵达朝邑（今陕西大荔县东）。九月十八日，李渊命李建成、刘文静、王长谐等各军进驻永丰仓，并扼守潼关，防备东方可能出现的隋朝援军；同时又命李世民、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军进攻渭水以北的泾阳、云阳、武功、盩厔（今陕西周至）诸县，从北面对长安包抄。
至此，隋朝的帝京长安已经完全暴露在李渊面前，几乎已成囊中之物。李渊走向帝座的道路只剩下最后一小段了。
尽管李渊进入长安后并没有立即称帝，可毋庸置疑的是，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一切都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了。
短短八个月之后，大唐王朝的一轮旭日就将彻底挣脱黑夜的禁锢，从崩裂的隋朝天空中喷薄而出，照彻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