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顺宗到宪宗
一场来势汹涌的改革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初一，李唐宗室的亲王们和所有皇亲国戚纷纷入宫向德宗皇帝拜贺新年，整座大明宫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李适一直对着亲人们点头微笑。可他焦急的目光却始终在这些熟悉的身影中来回逡巡。
他在寻找一个人。
结果当然是令他失望的——那个人没来。
虽然老皇帝早就预料到卧床不起的太子已经不可能来看他了，可当拜年的人们依次退出之后，李适的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淌下两行清亮的老泪。
当天李适就病倒了。而且在此后的二十多天里病势日渐沉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准备另立储君。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德宗皇帝病重的二十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的安危。直到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处在弥留之际的德宗才命人传唤翰林学士郑和卫次公入宫草拟遗诏。等到郑和卫次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李适已经驾崩。近侍宦官说：“禁中还在讨论，要立谁当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明知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可就是没人敢吭声。只有卫次公忍不住站了出来，说：“太子虽有疾，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情况实在不允许，也要立广陵王（太子长子李淳），否则必将大乱！”郑等人连忙随声附和。
宦官们对视一眼，不好再说什么，可心里却在冷笑——就太子那身子骨还能当皇帝？恐怕连站起来走上金銮殿都是个大问题吧？
没错。对太子李诵来讲，如何站起来，并且走向那张人人觊觎的天子御座，的确是个大问题。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突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并且还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众禁军将领。看到这一幕，那些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瞠目结舌，而一直忐忑不安的文武百官则是庆幸不已。
也许，这就是意志的力量。
太子李诵比谁都清楚，此刻的大唐帝国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他下地行走更重要、更紧迫。
这样的信念催醒了他的意志，而这样的意志又撑起了他的身躯。
正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德宗驾崩次日，太子李诵身着丧服在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同时宣布遗诏。
二十六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
那天在登基大典上，好多禁军士兵半信半疑，踮着脚尖张望，不相信金銮殿上的那个新皇帝真是中风数月的太子。后来士兵们看清了，金銮殿上的那个人的的确确是李诵，据说有人当场激动得掉下眼泪。
也怪不得他们激动。万一太子真的站不起来，大明宫必将因争夺皇位而爆发政治动乱，而一旦有流血事件，首当其冲就是这些禁军士兵。
顽强的意志虽然支撑着李诵坐上皇帝的宝座，但却无法使他开口说话，自然也就无法让他在朝会上决断政务。于是新君只能坐在宫中，面前垂下一道帘帷，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边伺候，百官在帘帷外奏事，天子批复皆自帷中出。
这样一种局面决定了新天子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身后的谋臣集团。所以，历史也就注定会在这一刻，把几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物迅速推到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
他们就是王叔文和王伾。
说起来，这两个人都是真正的草根。他们都来自帝国的东南边陲，出身寒门，资历浅薄，既无世族背景，也无政治根基。尤其让满朝文武鄙夷不屑的是，这两人都不是进士出身。当年他们之所以能进入朝中，并且留在太子李诵身边，皆因二人均有一技之长。王叔文“善弈”，是围棋高手；王伾“善书”，是书法高手；二人均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进入东宫侍奉太子，王叔文以棋待诏，王伾以书待诏。
也许正因为来自民间，所以他们身上少了长安官场的虚伪与骄奢之气，多出了一种草根阶层特有的质朴和率真，因此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尤其是王叔文，对于德宗一朝的政治乱象和民生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和认识，并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政治抱负，所以这些年来对李诵影响至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子的老师。
除了二王，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相形之下，韦执谊的资历显然要比二王深厚。他出身于关陇世族，自幼饱读诗书，二十出头即成为翰林学士，时任吏部郎中，属于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而刘禹锡与柳宗元也都是饱学之士，二人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都是名重一时的文章圣手，其时皆官拜监察御史。
很显然，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可能缺乏经验和谋略，但绝不缺乏朝气、锐气和勇气。所以顺宗一上台，王叔文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改革。
为了这一天，王叔文已经等待了很多年。
此刻的王叔文踌躇满志，看见新朝的政局和帝国的未来就像一个等待他落子的棋盘。
王叔文信心十足地开始了布局。
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顺宗李诵在王叔文的筹划下，任命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以闪电速度把这位新秀一举推上了宰相的高位；二十二日，任命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仍兼翰林待诏，而王叔文本人则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王叔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是考虑到在他们几个人中，只有韦执谊具有相对较高的资历和人望，所以必须把他推到前台，而他本人和王伾仅是侍臣，人微言轻，难孚众望，所以只能位居幕后。但是谁都清楚——王叔文才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
布局之后，他们又迅速做出分工。凡有奏议皆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作出决策，再由王伾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子，领取旨意后交付中书省，由韦执谊颁布施行。此外，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则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相互呼应。
一场来势汹涌的改革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大幕。
二王集团的所有成员全都摩拳擦掌、热情高涨。可他们绝对不会料到，仅仅半年之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将在致命的打击下中途夭折，最终以人亡政息而草草收场。
而这位精通黑白之道的堂堂国手王叔文，也将在这盘政治棋局中遭遇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失败。
不，是溃败，是尚未与对手在中盘展开厮杀就全军覆没的溃败。
这次溃败不仅彻底埋葬了王叔文的政治理想，而且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也必将再有的其他改革一样，王叔文的改革之刃一挥起来，就直接刺进了既得利益者的心脏。
被王叔文锁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时任京兆尹的道王李实。
之所以选择他，首先是因为此人一贯横征暴敛，被长安百姓恨之入骨，搞掉他就能赢得民心；其次，他是宗室亲王、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且是德宗朝的宠臣，从他身上开刀，就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绝不会畏惧强权，而且针对的恰恰是权贵阶层；最后，给形形色色的政敌一个下马威——王叔文连恃宠擅权的宗室亲王都敢动，天下还有谁他不敢动？
二月二十一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下诏，列举了京兆尹李实的一干罪状，将他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川市）长史。诏令一下，长安百姓无不欢呼雀跃，并且纷纷在袖子里藏着瓦片和小石头，守候在李实前往贬所的必经之路上，准备砸他个头破血流。李实事先得到消息，偷偷改走小路，才算侥幸逃过一劫。
王叔文紧接着采取的第二步举措是革除弊政、与民休息。
二月二十四日，在他的策划下，顺宗李诵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把民众积欠朝廷的各种捐税全部取消，同时罢停正常赋税外的各种进奉。此外，将贞元后期以来的诸多弊政如“宫市”“五坊小儿”等全部废除。
所谓“宫市”，是一种由宦官负责的宫廷采购制度。自贞元后期实施以来，宦官们都是打着采购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刚开始，宦官们还拿着一纸公文以低价向长安商户强行收购各种货物，发展到后来，几乎就是直接从商家和百姓手中抢夺了。此外还强行索取所谓的“进宫钱”和“车马费”，亦即只要宦官开口说是宫市所需之物，商家和百姓不但要免费奉上，而且还要承担运送货物入宫的费用，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长安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朝臣也屡屡进谏，可当年的德宗却置若罔闻。
而所谓的“五坊小儿”，指的是“皇家五坊”：雕坊、鹘坊、鹰坊、鹞坊、狗坊中的差役。这些差役跟宫市宦官一样穷凶极恶，天天打着皇家招牌在长安坊间肆意敲诈勒索，百姓也往往是敢怒不敢言。
这些弊政为患多年，而今一朝罢废，长安百姓自然是一片欢腾。
王叔文此举虽然维护了百姓利益，但却严重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从这个时候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就开始着手准备反击了。
三月十七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宰相杜佑兼任度支、盐铁转运使；两天后，王叔文被任命为杜佑的副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王叔文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杜佑只是被他推到台前充充门面而已。
改革派继行政权之后又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财政大权，这不能不引起反对派的极大恐慌。手中握有禁军的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一再向顺宗李诵施压，要求他速将广陵王李淳立为储君。顺宗无奈，只好于三月二十四日下诏，立李淳（同日改名李纯）为太子。
四月初六，在宣政殿的太子册立大典上，满朝文武看见太子李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不禁大感欣慰、相互庆贺。唯独王叔文始终闷闷不乐。因为对于改革派来说，宦官集团与东宫集团的强势结合，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好兆头。
那天，王叔文一句话也没说。典礼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人听见他仰天长叹，嘴里吟诵着杜甫祭悼诸葛亮的那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此时的王叔文当然不知道，这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
王叔文：举世浑浊我独清
王叔文意识到，如果不能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那么刚刚燃起的改革之火便随时有可能被扑灭。五月初三，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原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
此时驻扎在长安西面的左、右神策军是中央禁军的最精锐部队，自从德宗回銮之后便一直让宦官执掌。王叔文的此项任命显然又在故伎重施。他希望把老将范希朝推到台前，取代宦官，再让心腹韩泰架空范希朝，掌握实权。
可王叔文这回的如意算盘是完全打错了。
军队不同于文官机构，仅凭天子的一纸任命状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获得军队的效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级禁军将领和俱文珍等宦官首领之间早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所以不要说韩泰这种年轻的文官根本无戏可唱，就算范希朝这种资历深厚的老将出马，那些禁军将领也不见得会买他的账。
很快，王叔文就会无奈地明白这一点。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等人再次胁迫顺宗，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王叔文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却免除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按理说，有了户部侍郎衔，这个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显得不重要了，但是问题在于，一直以来，王叔文都是利用这个职务坐镇翰林院，从而领导这场改革的，现在免去他的翰林学士身份，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派的大本营。
这一招很损，王叔文等人当然不能接受。王伾立即出面，上疏顺宗，请求保留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衔。然而，结果还是令王叔文等人大失所望。宦官集团很快以皇帝的名义答复，允许王叔文每隔三五天进一趟翰林院，但复职请求就免谈了。
王叔文痛苦而愤怒地意识到——此刻的天子李诵基本上已经被俱文珍等人控制了。
宦官势力的强大真的让他始料未及。
接下来的日子，更让王叔文痛苦和愤怒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
那并不是来自反对派的打击，而是来自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宰相韦执谊已经从他的战友变成了敌人。
导致王叔文和韦执谊反目成仇的原因，首先是二人的性格和处世方法差别太大。王叔文操切忌刻，难以容人，树敌太众，而且对改革的期望值太高，打击政敌的手段太狠；而韦执谊性情则相对比较柔和，处事方式比较委婉，更讲究策略，但也少了一点正直，多了一些心计。
六月初，一个偶然事件使二人的这种潜在差异突然间转变成了公开矛盾。
事情源于一个叫羊士谔的地方官。
此人对王叔文的改革不满，于是就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公然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杀一儆百，准备以皇帝名义下诏，将羊士谔斩首。可韦执谊坚决反对。王叔文无奈，退了一步，要求将其乱棍打死。韦执谊还是不从，只把羊士谔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王叔文怒不可遏，就在人前人后痛骂韦执谊。二人就此闹僵。改革派的所有成员都为此深感不安，却又无计可施。
差不多在此前后，有一个类似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二人的矛盾。
那是在五月底的时候，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他的心腹刘辟来到长安，秘密会见王叔文，准备跟他缔结一个利益共同体。说起来，这个韦皋也算得上是个声威远播的牛人了。这些年来，自从有了他坐镇西川，穷凶极恶的吐蕃人就再也不能越过边境一步，在他手里吃了很多苦头。正因如此，所以韦皋一直有些居功自恃。他这次派刘辟来的目的，一来是跟王叔文这个朝中新贵套套近乎，二来是想跟他做笔交易。
什么交易？
韦皋觉得西川的地盘太小，想利用王叔文在朝中的影响力，帮他谋取东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和山南西道（治所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把三川之地全部收入囊中。作为交换，他愿意充当王叔文的外援，为他的改革行动摇旗呐喊，必要情况下也可以用武力相助。
如果王叔文世故一点、务实一点、灵活一点的话，他是不应该拒绝这个交易的。
因为，以韦皋的实力和威望而论，若他能成为改革派的盟友，对王叔文肯定会有极大的帮助。但令人遗憾的是，王叔文从来不是一个世故、务实、灵活的人，所以他也不可能接受这个交易。
当刘辟来见王叔文时，王叔文一照面就没给他好脸色看。刘辟心里当然不爽，所以说话的口气也就比较狂。他说：“太尉（韦皋的中央官职）让我向您表达诚意，如果您能将西川、东川、山南西道统统划归太尉管辖，那他必将以死相报；倘若不给，他也一定会用别的方式相报！”
王叔文一听，顿时勃然大怒。
像韦皋这种武夫，他本来就不想结交，虽说此人有些军功，可说到底也是个军阀，这种人找上门来做交易，简直让王叔文觉得是对他的侮辱。此时此刻，这个看上去牛皮烘烘、其实屁也不是的说客居然还说什么“以别的方式相报”，这是在商量事情吗？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啊！
王叔文气得七窍生烟，当即把刘辟轰了出去，然后对韦执谊下达了收拾刘辟的命令。
这命令还是一个字：斩！
可韦执谊照旧还给他一个字：不！
刘辟没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就暂时留在京城没走，打算寻找其他的突破口。可几天后他就听说，羊士谔因为得罪王叔文差点被宰了，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一溜烟逃回了成都。
王叔文一听刘辟跑了，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到韦执谊身上。韦执谊就跟他打太极，派人去跟他道歉说：“我绝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现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曲线助成仁兄的事业啊！”
王叔文破口大骂，说他是在狡辩。
韦执谊也懒得再解释。
从此，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势同水火。
要说韦执谊这番道歉是在狡辩也并没有冤枉他，因为韦执谊确实有自己的小九九。
所谓观点的斗争都是假的，只有利益的斗争才是真的。
从前，同样作为年轻士子的时候，韦执谊当然也跟王叔文一样，满脑子都是经世济民的理想，可随着他在官场上待的时间越久，昔日的理想就显得越发苍白。尤其是当上宰相后，韦执谊更是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他头上的乌纱更重要。所以，当王叔文仍然像过去那样对他指手画脚、甚至是颐指气使时，韦执谊的抵触和反感就是可想而知的。
说白了，他觉得以自己目前的宰相之尊，已经完全没必要再受王叔文的控制了。如果说这种行为是过河拆桥，那韦执谊宁可拆桥，也绝不甘心再当王叔文的傀儡和花瓶。
对于韦执谊的这种心态，王叔文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王叔文对韦执谊的痛恨就不仅仅是他对友情的背叛，而是他对改革事业的背叛。
在王叔文眼中，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可在韦执谊眼中，改革是什么呢？只不过是工具，是跳板，是他换取高官厚禄的投机手段。
想到这一切，王叔文除了满腔愤怒之外，只剩下一种心情。
那就是孤独。
一种充塞天地的巨大而无形的孤独。
一种举世浑浊我独清、举世蒙昧我独醒的孤独……
西川节度使韦皋在王叔文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恼羞成怒，于是处心积虑地呈上了两道奏疏。
第一道是给皇帝李诵的：“陛下积劳成疾，而又日理万机，所以御体迟迟不能康复。请暂令太子监国，恭候陛下圣躬痊愈，再令太子回到东宫。臣位兼将相，而今所言，乃职责所在。”
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圣上把政事委托给臣子，然而所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流，虽身负重任，却任意赏罚，败坏朝纲，而且植党营私，内外勾结。臣深恐其祸起萧墙，倾太宗之盛业，毁殿下之家邦。愿殿下即日启奏皇上，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
这个韦皋显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这两道奏疏表明他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的唯一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几乎所有人都是王叔文的敌人。所以，只要他韦皋跟太子李纯站在一起，而且想办法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搞下来，那么天下要收拾王叔文的人多了去了，根本用不着他韦皋本人动手。换句话说，哪一天把“太子监国”这事搞成了，哪一天王叔文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紧随着韦皋上疏之后，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也先后上疏顺宗，说的事跟韦皋一模一样。
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样在无形中建立起来了。
太子、宦官、藩镇，这三种势力绞在一起，唯一的结果只有一个——顺宗完了，改革完了，而王叔文也绝对是死定了。
飘风骤雨的“永贞革新”
此时此刻，王叔文手中剩下的最后一张牌，就只有他派去接管禁军的韩泰了。
如果韩泰能够顺利接管神策军，那么大势或许还能挽回，因为必要情况下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
然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坐等多日，各级禁军将领却一个也没有露面。
范希朝和韩泰就这么坐在奉天城里面面相觑。皇帝的任命状还揣在他们怀里，可已经变成了一张废纸。
王叔文并不知道，早在范希朝和韩泰从长安出发的时候，禁军将领们就给俱文珍发了一封密函，说他们的军队即将服从朝廷的命令，隶属于范希朝。其用意当然是希望俱文珍能表明态度。俱文珍赶紧回函说：绝对不能把军队交给别人。
有了宦官这句话，禁军将领们就有底气了，于是就把老将范希朝晾在一边，理都不理，更别提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韩泰了。
韩泰最后只好单骑返回长安。
除了一双赤手空拳和一张表情沮丧的脸，他没有给王叔文带回来任何东西。
那一刻，王叔文陷入了绝望。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王叔文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就在他事业最艰难的时候，家中又传来噩耗——他母亲病重，将不久于人世。
这是贞元二十一年的六月中旬，距离改革大幕正式拉开仅仅四个月，但是一切已经面目全非。
老母病重的消息对于此刻的王叔文来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打击，而是敲响了他事业的丧钟。
因为只要他母亲一咽气，王叔文就必须回家守丧。这无异于是帮了王叔文的对手们一个大忙——根本不用他们花任何力气，王叔文自己就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
六月十九日，王叔文知道自己在朝廷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就在翰林院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了几位翰林学士，还有宦官李忠言等人。
而王叔文邀请的最后一位客人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就是宦官俱文珍。
没有人知道王叔文邀请俱文珍的目的是什么，只知道这场宴席是在尴尬的气氛中开场的，并且很快就不欢而散。
开席时，王叔文端起酒杯对大家说：“叔文母亲患病，但因身负国家重任，未能亲自侍奉汤药，现在决定请假回家侍候母亲。叔文近来竭尽心力，不避危难，所作所为都只为了报答皇上隆恩。一旦离职，各种诽谤必将纷至沓来，不知哪位肯体察叔文苦心，为叔文说一句公道话？”
王叔文的这番真诚告白是什么用意呢？
是为了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还是希望与对手俱文珍达成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谅解？
在俱文珍看来，这两者都不是。他认为，王叔文这一招叫作缓兵之计。他打这张悲情牌的目的，就是想麻痹对手，以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因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所以那天俱文珍始终板着一张脸，王叔文说一句他就驳一句，一点面子也不给，搞得在座的人都相当尴尬。
王叔文无话可说，只好一边干笑一边劝大家喝酒干杯。可此刻的酒除了苦味和酸味，再也喝不出其他味道了。众人勉强干了几杯便纷纷告辞而去。
王叔文看着那一桌几乎没有动过筷子的美味佳肴，心里面空空荡荡的。他忽然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轻得像是要飘起来，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重得他无力支撑。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日，一则消息就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此后又陆续传遍天下诸道及各州县。
消息说王叔文因母丧去职，离开了朝廷。
至于说他还能不能回来，多数人并不表示乐观。
王叔文一走，韦执谊顿感浑身清爽，开始独立行使宰相职权，政令皆出己意，从此与王叔文了不相干。王叔文恨得牙痒痒，虽然不在朝中，可天天与一帮故旧筹划着要重执朝柄，并且扬言：一旦复职首先就要干掉韦执谊，然后把所有背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通通杀掉。
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
说好听点这叫一厢情愿，说难听点就叫意淫。
王叔文夜以继日反复意淫的结果除了让所有对手发出冷笑之外，只能让那些坚持留在改革阵营中的人发出苦笑。
改革的主心骨没了，王伾感到了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
他到处奔走呼号，每天去见宦官和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为相，并让他统领禁军。
如果说王叔文渴望重掌权力是一种意淫，那么此刻王伾的这种请求就近乎愚蠢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改革落到这步田地，除非像韦执谊那样自求富贵，否则无论是谁想替王叔文和改革做点什么，看上去都会显得既可怜又愚蠢。
可想而知，王伾的种种请求都遭到了拒绝。王伾在惶惶不安中一连向顺宗呈上了三道奏疏，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
于是初秋的某一天深夜，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就突然听见王伾在他的办公室里发出一声惨叫。
第二天王伾就被人用担架抬回了家。
从此他再未踏进翰林院一步。
事后人们听说，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听见的那一声惨叫是：
“我中风了！”
王伾到底是不是真的中风了？
没人知道，也没人有兴趣去了解真相。
贞元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顺宗李诵发布了命太子监国的诏书。当天，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
八月初四，顺宗发布了命太子登基的诏书，同时自行退位为太上皇；初五，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宣布改元“永贞”；初六，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顺宗颁布了最后一道诏书：贬王伾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司马，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
不久，王伾病死于贬所。五个月后，顺宗驾崩，宪宗李纯随即下诏将王叔文赐死。
紧随二王被贬之后，改革派的其他主要成员也无一幸免。
韩泰先是贬为抚州（今江西临川市）刺史，再贬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柳宗元先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再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刘禹锡先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韩晔贬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陈谏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司马；凌准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司马；程异贬为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司马。一贯自求多福的宰相韦执谊也没有逃过这一劫，最后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
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改革集团，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八司马”，这场失败的改革被称为“永贞革新”。从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掀开改革大幕，到这一年七月遭遇失败，永贞革新历时不过半年。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这场飘风骤雨般的改革来得有多么迅猛，败得就有多么惨烈。
王叔文为什么败得这么惨？
原因很简单——刚强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王叔文为人处世的原则性太强，手段太硬，执行力太猛，所以必然招致反对派的强烈反弹和极力打压。此外，王叔文的理想和价值观与现实存在太多抵牾，可他偏偏又宁折不弯，所以必然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当然，从人格理想的层面看，王叔文等人的精神是坦荡无私、苍天可鉴的，不应该遭到世人的诟病。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他们做人做事都太缺乏弹性。要知道，无论在什么时代，富有弹性的柔弱，都远比一意孤行的刚强更适合在官场上立足，也更适合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生存。
据说，孔子他老人家有一次曾经去拜访老子。老子在家睡大觉，孔子进去后躬身向老子求教。老子看了他一眼，张开嘴：“看看我的牙。”孔子一看，老子的牙全掉光了，点点头。然后老子又道：“看看我的舌头。”孔子又看了看，老子的舌头很完整，也很灵活。然后老子就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孔子想了想，躬了躬身就走了。
老子要告诉孔子的是，做人不能像刚强易折的牙齿那样，而应该学习舌头——柔软、有弹性、善于权变。
当然，永贞革新的失败，不完全是主观原因使然，也有其不得不败的客观因素。毕竟此时的大唐帝国，各种政治乱象由来已久，各种社会积弊也已积重难返，并不是靠几个人就足以拨乱反正、振衰起敝的。
都说世事如棋，都说政治就像一场博弈。不知道临终前的王叔文会不会发现，在世事的棋局中，在政治的博弈场上，他这位堂堂国手到头来也只是一名业余选手。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其实与他对弈的那个对手，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被战胜的。
因为，那不是一个或一群具体的人。
那是一个帝国的沉疴。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初九，二十八岁的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仿佛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一切为什么发生得如此仓促？
答案很简单——在手握兵权的宦官和藩镇面前，在咄咄逼人的太子李纯面前，中风瘫痪的皇帝李诵实在是无力承担任何东西，也无力抗拒任何东西。
他既无力承担一个帝国压在他肩上的重任和使命，也无力抗拒宦官、藩镇和太子的联手逼宫。所以最终，他无力抗拒改革的失败，也无力抗拒下台的命运。
宪宗李纯登基的时间，与德宗驾崩、顺宗登基的时间相距还不到八个月。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年内，大唐帝国就换了三任皇帝。
在唐朝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风云变幻而又稍纵即逝的永贞元年过去之后，帝国的明天又将何去何从？
宪宗：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新年的正月初一，宪宗李纯率领文武百官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李诵拜贺新年，同时进献尊号——应乾圣寿。
年轻的皇帝看上去一脸仁孝，整个拜年活动的气氛也显得喜庆祥和。尤其是“应乾圣寿”这个尊号，看上去显得特别吉利，因为它包含着祝愿太上皇“寿与天齐”的意思。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年仅四十五岁的李诵非但没有寿与天齐，反而在短短十几天后就猝然离世了。
有迹象表明顺宗之死存在着颇多疑点，后世对此也有诸多猜测。可疑点毕竟只是疑点，猜测也只能是猜测。尽管宪宗李纯翻开历史新页的动作显得过于迅猛而急切，但是这个动作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正月初二，宪宗大赦天下，改元“元和”。
站在大明宫巍峨的� ��楼上，站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开端，二十九岁的宪宗李纯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历尽沧桑、饱经磨难的帝国。春天的阳光在他年轻的额头上欢快地跳跃。李纯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那也是一个春天，当时的李纯年方六岁，被德宗皇帝抱在膝上。德宗逗着他说：“你是谁的孩子呀，为什么坐在我的怀里？”
李纯一本正经地望着德宗，用响亮的声音回答：“我是第三个天子呀。”
德宗愣了一下，随即朗声大笑。作为皇长孙，李纯确实可以称之为“第三个天子”。至今，李纯犹然记得祖父德宗那又惊又喜的表情和充满期望的目光。
李纯知道，祖父德宗的目光是在告诉他——既然是第三个天子，那么当你有朝一日坐上天子宝座，就有责任和义务把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做完。
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是什么？
两个字：削藩。
自从安史之乱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动荡局面后，大唐帝国就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个大裂变的时代。此后代、德二宗虽然都曾有过中兴之志，却苦无回天之力，而顺宗在位时间不过半年，更谈不上有何作为。于是，当晃晃悠悠的帝国马车好不容易驶出混沌无光的贞元长夜，终于迎来公元九世纪初的第一抹阳光时，中兴社稷的历史使命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刚刚登基的宪宗李纯身上。
此时的宪宗年未而立，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年，对于帝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乱象，李纯心里一直极端不满，尤其是对于四方藩镇的跋扈行为，李纯更是深恶痛绝。换言之，宪宗此刻的志向和抱负就跟当年德宗刚刚即位时一模一样——一心想把藩镇的权力收归朝廷，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
然而，当年的德宗不就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结果却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吗？如今的宪宗会不会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呢？
满朝文武无不对此心怀忐忑。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年纪轻轻的天子真能摆平那些不可一世的藩镇。说白了，前面几任天子倾尽全力都做不到的事情，你李纯凭什么能做到呢？
似乎是为了考验宪宗的能力和决心，他刚刚于永贞元年八月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便于同月病逝，其心腹刘辟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留后。这一幕就跟当年成德的李惟岳如出一辙，明摆着是在蔑视中央的权威。宪宗考虑到自己刚即位，万事都无头绪，只好暂时采取安抚手段，任命刘辟为节度副使，代行节度使职权。
刘辟立刻抖了起来。他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皇帝在藩镇事务上绝对不可能比当年的德宗更有能耐，遂得寸进尺，于元和元年正月上疏，公然要求兼领三川（四川、东川、山南西道）之地。这已经不止是蔑视中央的权威，而是在赤裸裸地挑战朝廷的底线了。
宪宗很快就给出了答复——不。
刘辟冷笑。他觉得李纯这么做无异于是在重蹈德宗年轻时的覆辙，所以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元和元年正月，刘辟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团团围困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
宪宗愤怒了。
难道绵延玄、肃、代三朝的安史之乱，泛滥整个德宗一朝的诸藩之乱，又将从刘辟这里开始重演吗？难道大唐的天子永远只能在飞扬跋扈的藩镇面前忍气吞声、束手无策吗？
年轻的宪宗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和当年的德宗一模一样的怒吼——“不！”这样的藩镇不收拾，李唐朝廷就永远是软弱无能的代名词。
可是，李纯太清楚德宗说不的后果了。
今天如果对刘辟用兵，会不会招致相同的恶果？
李纯心里实在没底。
而满朝文武更没底。他们列举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蜀地山川险阻，关塞坚固，易守难攻等等，总之一句话：这仗不能打。
李纯陷入了矛盾之中。
关键的时刻，宰相杜黄裳站了出来，说：这仗不但可以打，而且必须打。
杜黄裳的理由是：“德宗经历当年的忧患之后，对藩镇姑息迁就、委曲求全。节度使都变成了终身制，他们活着的时候，中央从不敢派人接替。有人死了，才派宦官去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得到拥戴的，朝廷才敢任命。可是，许多宦官便因此而接受大将贿赂，回朝后就极力替其说话，朝廷就授出节度使的旌节，所有的任命几乎从来不是出于天子之意。陛下如欲重整朝纲，就该用国法制裁藩镇，否则天下就无法治理。”
杜黄裳最后说：“刘辟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狂妄的书生，制伏他就像弯腰拾草那么容易。只要派遣一个有勇有谋的大将，必能活捉刘辟。”
为此，杜黄裳向宪宗推荐了一个叫高崇文的神策军将领。
同时，杜黄裳还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不要在出征的军队中设置监军宦官。
唐朝历史上，由宦官统率军队或者监督军队所导致的血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但是却往往会被皇帝们一再忽视。
所幸，宪宗这次没有忽视，而是全盘采纳了杜黄裳的建议。
元和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宪宗命神策军大将高崇文、李元奕，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即刻出兵讨伐刘辟。
削除跋扈藩镇的战役就此打响。
朝廷军刚刚从长安出发，前线就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刘辟已经攻陷梓州，活捉了东川节度使李康。
这个消息无疑加强了宪宗朝廷削藩的决心。
正月底，高崇文部穿过斜谷（今陕西太白县境），李元奕部穿过骆谷（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兵锋直指梓州。二月初，严砺率部攻克了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斩杀了刘辟任命的刺史文德昭。
三月初，高崇文率部进抵梓州。刘辟任命的守将怯战，弃城而逃。高崇文遂不战而克复梓州。刘辟开始感到恐惧，随即把李康送到了高崇文的军营中，希望朝廷能赦免他的罪行。然而，高崇文当场就以“败军失守”的罪名把李康砍了，意思是让刘辟死了这条心。
数日后，宪宗也下诏剥夺了刘辟的所有官爵。
宪宗是在用行动告诉刘辟——胆敢蔑视中央权威、挑战朝廷底线者，朕绝不姑息！
就在高崇文等人讨伐刘辟的战役刚刚打响不久，另一个藩镇也出了问题。
这个藩镇所辖的就是夏绥（治所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其节度使就是当初讨伐吴少诚时屡遭败绩的草包韩全义。
虽然德宗当时放过了这个草包，但这并不等于韩全义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因为不是每个皇帝都像德宗那么好说话。
宪宗即位不久，就把韩全义召入朝中，撤掉了他的节度使职务，给了他太子少保的闲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准备收拾韩全义的一个信号。
韩全义当然也知道，所以入朝之前便把夏绥的兵权交给了外甥杨惠琳，命他为代理留后，打算遥控夏绥，以便利用这个筹码跟朝廷讨价还价。然而，宪宗根本无视他手中的筹码。没多久，宪宗就断然下诏，勒令韩全义致仕，并委派右骁卫将军李演前往夏绥继任节度使。杨惠琳一下子慌了手脚。
元和元年三月，杨惠琳在韩全义的授意下，一边整军备战，拒绝李演赴任，一边上疏朝廷，声称夏绥将士强行拥立他当节度使。
很显然，这是继刘辟之后摆在宪宗面前的又一个考验。
如果要打，朝廷就要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这就很可能把帝国再次拖入全面战争的泥潭；如果不打，好不容易在对付刘辟时培养起来的自信就会土崩瓦解。
怎么办？
李纯经过短暂的权衡，最后一咬牙：打！
非常幸运的是，朝廷讨伐杨惠琳的前锋军队刚刚开拔，夏绥兵马使张承金就刺杀了杨惠琳，于三月十七日将其首级传送京师。
杨惠琳一死，韩全义也就彻底没戏了，只好乖乖卷铺盖回家。
一场叛乱就这样被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朝廷平定夏绥的同时，高崇文部也正在向西川的纵深稳步推进。
刘辟命军队在鹿头关、万胜堆一带（今四川德阳市北）修筑了八座营寨，派重兵布防，企图阻遏官军兵锋。六月初，高崇文部开始对万胜堆发起猛烈进攻，很快就取得八战八胜的骄人战绩，顺利攻克万胜堆，继而将鹿头关团团包围。
至此，征讨刘辟的战役进入了最后阶段。从这一年六月到九月，高崇文和严砺又在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市）、绵州（今四川绵阳市）、玄武（今四川中江县）、神泉（今四川安县南）屡屡击败西川军队。原本一直负隅顽抗的鹿头关守军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打开城堡向高崇文投降。
随后，高崇文长驱直入，于九月二十一日攻克成都。刘辟向西逃窜，准备投奔吐蕃，却在羊灌田（今四川彭州市西北）被追兵追上，自杀未遂，旋即被捕。
十月七日，宪宗任命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两天后任命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十月二十九日，刘辟被押解到长安，宪宗下令将刘辟与所有族人、党羽全部斩首。
西川叛乱宣告平定。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胜利。自安史之乱以后，在李唐中央与四方藩镇旷日持久的较量中，朝廷似乎还是第一次赢得这么漂亮，而且又是宪宗李纯登基后的第一次出手，其意义更是非同小可。
通过夏绥和西川的两场胜利，宪宗李纯俨然以一副强势天子的姿态，向天下诸藩发出了一个异常强硬的信息——你们可以拥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请不要得陇望蜀，更不要试图挑战我的底线。
诸藩震恐，纷纷主动上表请求入朝（实际上就是入朝当人质），以示绝无反叛之意。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九月，镇海（治所润州，今江苏镇江市）节度使李琦也不得不跟着做做姿态，命手下判官王澹为留后，同时上表请求入朝。宪宗立即批准，并派遣宦官前往镇海宣慰，实际上是督促李琦进京。
李琦本来只是做做样子，没想到朝廷居然当真了，于是迟迟不肯动身，一再拖延行期。王澹和朝廷来的宦官再三催促，李琦老大不爽，干脆上疏说自己病了，等到年底把身体养好再入朝。宪宗就此事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时任宰相的武元衡说：“陛下刚即位，李琦说入朝就入朝，说不入朝就不入朝，决定权都在他手上，陛下将如何号令天下？”
宪宗觉得武元衡的想法正与自己不谋而合，遂下诏征召李琦入朝。
李琦慌了。此刻入朝无异于去送死，可不入朝就是抗旨，怎么办？
李琦横下一条心——反了！
九月末的一天，李琦的帐下亲兵突然哗变，大声叫嚣说：“王澹是什么东西，胆敢擅自主管军务！”随即把已经接管军府事务的留后王澹杀了，并剁成肉块吃掉。大将赵琦出面阻拦，也被乱兵杀掉吃了。乱兵随后把刀架在钦差宦官的脖子上，一边叫骂一边作势要杀。就在这节骨眼上，李琦带着一副惊诧的表情及时出现，制止了乱兵，救了宦官一命。这个宦官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李琦导演的，而且就是演给他和朝廷看的。
十月初，宪宗向李琦进一步施压，命他入朝担任左仆射，同时命御史大夫李元素接任镇海节度使。李琦立即上疏，说：“军队叛变，杀死了留后和一员大将。”其潜台词是，此刻的镇海形势混乱，除了我李琦，没人能镇得住。
宪宗不吃他这一套，随即下诏剥夺了他的所有官爵，同时命淮南（今属江苏）、鄂岳（今属湖北）、宣歙（今属安徽）、江西（今属江西）、浙东（今属浙江）五道兵马会攻李琦。
无独有偶，就跟上次征讨杨惠琳一样，战斗还没有打响，李琦的后院就起火了。他的外甥裴行立联合镇海兵马使张子良等人，共同背叛了李琦。
十一月，李琦父子被押解到长安，一同腰斩。
年纪轻轻的宪宗李纯一上台就以雷霆手段收拾了三个叛乱的藩镇，这着实让忠于李唐的臣民们感到扬眉吐气，也着实让一部分飞扬跋扈的藩镇感到惶惶不安。
然而，首战告捷的宪宗并没有过分乐观。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对手还没有上场。
当初把代宗、德宗两代天子搞得焦头烂额的那帮强硬角色，还没有上场。
削藩不是件容易的事
平定夏绥、西川、镇海之后，宪宗李纯就把沉重的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里就是河北三镇——卢龙（初称幽州）、成德、魏博。
自安史之乱以来，河北三镇就与河南的淮西（后称彰义）、平卢（又称淄青）两镇共同构成了李唐中央的心腹之患。它们不但实力强大，割据时间长，而且互为奥援，一有风吹草动便结成联盟对抗中央。这么多年来，它们赋税自享，职位世袭，一切自专，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这样的藩镇不收拾，朝廷有何威信可言？帝国有何安宁可言？
然而，要收拾这种老牌的跋扈藩镇，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宪宗只能耐心地等待机会。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二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之子）卒，他的儿子王承宗自立为留后。宪宗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承认，由中央另行委派节度使；如果王承宗不服从，就趁此机会兴兵讨伐。
其实早在三年前，当平卢节度使李师古（李纳之子）病卒、其弟李师道自立为副使的时候，宪宗就很想把李师道端了，借此打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藩镇世袭制，可由于当时朝廷正对刘辟用兵，无力兼顾，只好违心地任命李师道为留后。
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李师道，但宪宗还是把平卢镇的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收了上来。而且，当时宪宗就已经打定主意，平定刘辟之后，无论哪个藩镇胆敢再搞世袭制，朝廷绝不姑息。
所以，当王承宗自立为留后的消息传来时，宪宗马上就向宰相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借此机会削藩。
可是，时任宰相的裴垍却表示反对。
裴垍认为，德宗一朝，平卢节度使李纳（李师道的祖父）是最为“跋扈不恭”的藩镇之一，而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王承宗的祖父）则或多或少“有功于国”，可既然朝廷在几年前承认了李师道，现在又有什么理由拒绝王承宗呢？如果坚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恐怕不光是王承宗不服，天下诸藩都会认为朝廷处事不公。
宪宗也觉得裴垍说得有道理，只好把事情暂时搁置了。但是宪宗想来想去，还是不愿就此放弃，随即便又召见了他最信任的几个翰林学士，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最好是得到他们的支持。
然而，宪宗再次感到了失望。
因为翰林学士李绛等人也都提出了异议。
李绛说：“河北诸镇久不服从中央，此事固然令人愤恨，可要想一朝革除其世袭之弊，恐怕也办不到。成德自李宝臣、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已四十余年，无论民心还是军心都已习惯，不认为自立自代是违背纲纪。何况王承宗现在事实上已经接管了军政大权，必定不会服从朝廷的安排。再者，卢龙、魏博、平卢等镇也一向是传位给子弟，与成德利益一致，如果看到朝廷另行委派节度使，必定暗中结盟。此外，眼下江淮一带水灾严重，国家财政和民生都很困难，恐怕不宜轻启战端。”
宪宗无语了。
反对削藩的理由这么充分，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算心里非常不爽，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现实。
就在宪宗一筹莫展之际，有个人忽然站了出来，极力支持他的削藩意图，并且自告奋勇，要求率兵讨伐王承宗。
这个人名叫吐突承璀，是个宦官，时任左神策中尉。
可想而知，能当上禁军一把手的人，绝对不是一般的阿猫阿狗。此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从小就净身入了宫，一直在东宫侍奉太子李纯，也算是资深宦官了，而且这小子脑瓜子活络，办事精明，所以深受李纯宠信。李纯即位后，立即擢升他为宦官总管兼左监门将军，不久又提拔为左神策中尉。
吐突承璀能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力挺削藩，着实让宪宗颇感欣慰，也让他对削藩之事平添了几分信心。但是问题在于，宰相裴垍和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历来都看宦官不顺眼，假如真的让吐突承璀统兵出征，这帮文臣会不会闹翻天呢？
宪宗觉得可能性很大。
所以，即便吐突承璀其志可嘉，宪宗还是有些举棋不定。
为了摆脱这种两难局面，宪宗决定找一个机会，就任命吐突承璀为统帅的问题试探一下大臣们的态度。
有趣的是，宪宗刚起了这个念头，有个叫李拭的朝臣就递上了一道奏疏，说：“王承宗不可不讨伐！吐突承璀是陛下的亲信近臣，完全可以把兵权交给他，让他统帅各军出征，看谁敢不服！”
很显然，李拭在这个时候上这道奏疏绝非巧合。
他是摸透了宪宗的心思，才想通过这道奏疏，把权宦吐突承璀和天子李纯的马屁一块拍了。
宪宗看着奏疏，脸上悄然掠过一丝诡谲的笑意。
当天，他就把奏疏拿给宰相和翰林学士们看，说：“瞧瞧这个奸臣，他已经知道朕打算把兵权交给吐突承璀，才赶紧呈上此奏。诸位贤卿切记，从今往后，绝不能擢升和任用此人。”
李拭万万没料到，他这个自作聪明的马屁一拍下去，居然把一辈子的富贵和前程都给拍没了。
苍天啊，大地啊，我到底错在哪里啊？
很简单，你的错误就是太“聪明”了，聪明到宪宗一眼就看穿了你的投机嘴脸，所以对你的为人相当不齿。
不过，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宪宗必须拿你李拭来说事儿，才能顺带着把授予吐突承璀兵权的事情提出来，从而不着痕迹地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这就是宪宗高明的地方。如果他不这么做，而是直统统地拿着奏疏去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那他就太弱智了。
总之，宪宗的目的无非是想进行一次火力侦察，才顺手把李拭拿来当枪使了。所以，要怪只能怪李拭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能怪宪宗做人不厚道。
让宪宗颇感意外的是，裴垍、李绛等人对他的“火力侦察”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不反应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默许，二是佯装没有察觉，以不变应万变。
在宪宗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尽管意识到大臣们迟早会跳出来反对，可宪宗却不愿坐等。眼下，他还是要抓紧时间进行削藩的准备工作。
于是几天之后，宪宗就起用了一个叫卢从史的人。
此人原本担任昭义（今属山西）节度使，几年前因遭父丧，丁忧去职，随后长时间赋闲在家，一直没机会复出。这回，卢从史听说宪宗一心想削藩，随时可能跟河北开战，赶紧跑回长安，花重金打通吐突承璀的关系，极力表示愿率本镇（昭义）军队出征，充当吐突承璀的前锋，为朝廷赴汤蹈火，誓死讨伐王承宗。
吐突承璀随即向宪宗作了推荐。宪宗不假思索，立刻任命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并把他过去的职务也一并恢复。
很明显，宪宗是决心拿成德的王承宗开刀了。
然而，削藩之事非同小可，必须从政治、军事、财政多方面综合考量，不是脑门一拍或胸脯一拍就能决定的。所以，宪宗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作两手准备——在采取战争手段之前，尽量先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就算政治手段到头来不顶用，也能为朝廷赢得出兵的理由，增加正义的筹码。
简言之就是四个字：先礼后兵。
这一年七月，宪宗召见李绛等人，说：“关于成德的问题，朕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要任命王承宗为留后也行，可必须把他辖下的德州（今山东陵县）、棣州（今山东惠民县）分割出来，另设一镇，削弱他的势力，并且命他跟平卢的李师道一样，从此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各级官吏也一律由朝廷任命。你们以为如何？”
李绛反对宪宗分割德、棣两州的做法，他认为这么做势必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但是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李绛却提出了一个更稳妥的建议。他说：“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士真吊唁，然后让使臣以个人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这是陛下的意思。如果他同意，那当然最好，万一不同意，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
八月初，宪宗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成德宣慰。
宪宗部分采纳了李绛的建议，也就是让使臣以个人名义跟王承宗谈判，但是宪宗特别叮嘱裴武，谈判内容不仅要包括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还必须让王承宗割让德、棣二州。
仿佛是为了考验宪宗的定力和耐心，这一年八九月间，卢龙节度使刘济（刘怦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绪之子）、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居然不约而同地病倒了。
事情明摆着——这些人一死，其子弟必然自立，强藩世袭的大戏必将再度上演。
宪宗随即迫不及待地对李绛等人说：“刘济这帮人就快死了，难道朝廷只能照旧听任他们的儿子继位吗？要是这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要是他们抗命，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看怎么样？”
李绛等人知道，宪宗削藩的决心看来是九牛莫挽了，而如今的藩镇形势也确实令人不安。在此情况下，朝廷与河南、河北的这些强藩迟早必有一战。
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仗该不该打了，而是该怎么打？先跟谁打，后跟谁打？
针对这个问题，李绛和其他几个翰林学士经过审慎思考，很快就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他们认为，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截然不同，不能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刘辟和李琦丧心病狂，擅自发动叛乱，大多数部众其实并不服从，所以朝廷军队一到，他们立刻土崩瓦解。可是，河北诸镇的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则像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都只知有镇帅而不知有朝廷。用好言相劝，他们不听；用武力威胁，他们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结果很难预料。别看河北诸镇平日里钩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他们立马会抱成一团，拼死维护相同的子孙利益。
所以，李绛等人极力主张，朝廷应该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采取安抚政策，然后把主要精力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诚。
之所以这么做，他们的理由是，淮西的情况与河北不同，却与西川和镇海相似，周边地区都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因此，吴少诚一死，朝廷马上可以另行委任节度使，如果不从，立刻发兵讨伐。先把淮西平定，等到河北的刘济、田季安一死，有机可乘了，朝廷再动手也不迟。
应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深思熟虑、也是切实可行的。假如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宪宗朝廷完全有可能按照这个战略一步一步削平两河强藩。
然而，世事总有意外。
这个意外就出在成德的王承宗身上。
王承宗宣布自立之后，一直未获朝廷任命，于是在惴惴不安中屡次上表解释。直到这一年八月中旬，朝廷使臣裴武才姗姗来迟地给他带来了天子诏命。当然，裴武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个人建议”。
王承宗大喜过望，当即表示：“我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旨意就自立了，现在请让我奉上德、棣二州，以表区区诚意。”
双方交易就此达成。九月，宪宗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棣二州观察使。
这样的结果基本上是朝廷和王承宗都满意的，看上去似乎皆大欢喜。可是，有一个人却很不欢喜。
他就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
宪宗刚刚发布了薛昌朝的任命状，田季安就通过朝中的眼线及时得到了消息。他觉得，朝廷这么做显然是在变相削藩——既然今天可以在成德割一两个州，明天为什么就不能在魏博割两三个州？照这么割下去，到时候河北诸镇拿什么来跟中央抗衡？
不行。田季安想，绝不能让朝廷开这个头，也绝不能让王承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辈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
他立刻派人私下告诉王承宗：“你知道这个薛昌朝是谁吗？你以为他是你的下属就一定是你的人吗？错了，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这个薛昌朝早就和朝廷有一腿了，要不然他凭什么当上这个节度使兼观察使？”
王承宗一听，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不是滋味，马上派人逮捕了薛昌朝，并把他押到真定（成德治所，恒州所在县）关了起来。
当钦差宦官带着薛昌朝的任命状和节度使旌节经过魏州时，田季安故意盛情款待，把使者留了下来，一连欢宴数日。结果，等到钦差宦官抵达德州时，薛昌朝早已成了王承宗的阶下囚。
宪宗勃然大怒。没想到自己退了一步，王承宗反而得寸进尺，于是立刻传令，命王承宗释放薛昌朝。
王承宗拒不从命。
事情就这么僵掉了。双方努力营造的皆大欢喜的假象就在这一瞬间彻底破碎。
宪宗忍无可忍。
既然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能诉诸武力了。
一场大战就在天子的愤怒中爆发……
一个心向李唐的人
元和四年十月十一日，宪宗下诏剥夺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兼招讨处置使，率领中央神策军，会同成德周边藩镇讨伐王承宗。
宪宗果然任命宦官为统帅了。
任命书一下，朝中舆论大哗。
就像宪宗所预料的一样，文臣们此前的沉默并不代表默许，而只是佯装不知。他们的策略是暂时按兵不动，先暗中攒着劲儿，只等宪宗正式发布任命，再一拥而上，一起发飙。
第一个上疏力谏的人是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
他说：“国家征伐，应该派遣真正的将帅，自古到今，从未见过征调天下之兵，却交给一个宦官统领的。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心让后人代代相传，说命令宦官当军队统帅是从陛下开始的吗？臣担心卢龙的刘济、义武的张茂昭、河东的范希朝、昭义的卢从史，乃至各道将领都会以接受宦官的指挥为耻。军心不齐，大功从何建立？陛下
此举，简直是帮了王承宗一个大忙。陛下若是认为吐突承璀勤勉，可授予官爵；若认为他忠诚，可赏赐财帛。至于军国大权，事关社稷安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所定。陛下难道宁愿宠信宦官而破坏法制、自损圣明吗？”
在奏疏的最后，白居易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请陛下慎思于一时，以免贻笑于万代。”
宪宗大为不悦。
紧接着，朝中的谏官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反对授予吐突承璀如此重大的兵权。
然而，宪宗却置若罔闻，对所有谏言一概不理。
十月十六日，在延英殿上，宪宗的这项任命又遭到了度支使、盐铁使、京兆尹、御史中丞等一干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对。
宪宗头疼了。
讨伐藩镇的战争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满朝文武群策群力，尤其需要财政官员全力支持。倘若坚持任命吐突承璀而惹恼了多数朝臣，对于即将进行的这场战争肯定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无奈之下，宪宗只好作出让步，解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之职，同时改“处置使”为“宣慰使”。
表面上看，宪宗似乎妥协了，可熟悉唐朝历史的都知道，所谓的“宣慰使”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吐突承璀仍然是讨伐军的最高统帅。
宪宗在跟满朝文武玩障眼法，李绛不得不继续进谏，极力强调重用宦官之弊。他对宪宗说，宦官做事情缺乏原则，最容易恃宠生娇，谗毁忠良，到头来往往会败坏朝政。可宪宗却不以为然：“他们怎么敢对朕进谗言？就算进谗言，朕也不会听。”
李绛苦笑：“宦官日夜在天子左右，天长日久，陛下势必会觉得他们有时候说的话也有道理。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实，桩桩件件都记载在史册中，陛下岂能不防微杜渐呢？”
然而，宪宗最后还是没有接受百官的劝谏。
其实，宪宗何尝不知道历代宦官为患之烈？可他之所以还是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历史，而恰恰是因为他太懂历史了。历朝历代，军队将帅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之患，难道就不烈吗？历代文臣擅权揽政、结党营私之患，难道就不烈吗？远的不说，就以唐朝为例，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在这两方面产生的祸患，恐怕丝毫不亚于宦官乱政的危害吧？
所以，宪宗李纯不得不重用宦官。在他看来，只有把宦官培植成第三种力量——一种与武将和文臣相互制衡的力量，天子才能利用这种微妙的平衡，从容不迫地掌控全局，既安全又高效地治理天下。
当然，李纯也知道，重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可他坚信，自己能够把这个代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李纯终究是过于自信了。
当我们从这一刻起纵观李纯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事实上并没有控制得很好。因为很快，他就将因重用宦官而在战场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且到了十一年后，他还将为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手上。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此时的宪宗李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切。
元和五年十月末，春风得意的吐突承璀带着宪宗的殷切期望，率领神策军浩浩荡荡地向东开拔了。宪宗即日下诏，命成德四面所有藩镇出兵讨伐王承宗。
与此同时，久病不愈的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终于翘了辫 子，大将吴少阳杀了吴少诚的儿子，于十一月底自立为留后。
宪宗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又出现了。
可是，朝廷刚刚对成德开战，不可能再腾出手来对付淮西，所以宪宗只能装聋作哑，将淮西事务暂时搁置，一切等讨平成德以后再说。
得知朝廷出兵的消息后，魏博田季安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对众将说：“中央军已经二十五年没有渡过黄河了，如今一旦越过魏博，消灭成德（魏博在成德的南面），魏博的命运也就堪忧了，诸位认为该怎么办？”
大将中马上有人挺身而出，说：“只要给我五千骑兵，定能消除大帅的忧虑。”
田季安大喜，高声对众将道：“壮哉！大军即刻出发，胆敢阻挠者，斩！”
魏博出兵，当然是帮着成德打朝廷的。很多年来，河北的这几个难兄难弟就是这样，平常没事的时候，他们也时常拿着刀枪互相比画，可一旦朝廷有什么动作，他们立马就会团结起来，掉转枪口一致对外。
不过，河北三镇的人也不全都是反贼，还是有少数人依旧是忠于李唐的。
比如眼下，一个叫谭忠的卢龙将领就是心向李唐的人。
田季安准备出兵阻击中央军时，谭忠正巧奉卢龙节度使刘济之命出使魏博。他意识到，如果不想办法阻止田季安，中央军必然会受到很大的牵制，获胜的希望也将大大降低。于是，谭忠马上去见田季安，说：“大帅，您若出兵攻击中央军，势必把四面八方的军队都引到魏博来，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田季安斜乜了他一眼：“怎么说？”
“如今，中央军准备越过魏博攻击成德，却不派老臣宿将，而是派一个宦官，不出动天下之兵而以神策军为主力，您知道这是谁的主意？”
“你说是谁？”
“这是天子自己的主意。”
田季安冷笑：“能不能说点新鲜的？”
谭忠无视田季安讥嘲的目光，接着说：“既然是天子自己的主意，目的当然是想夸耀他的天纵英明，以使朝野对他敬畏拜服。那么大帅试想，倘若中央军还没走到成德边界，就在魏博折戟沉沙，那无异于甩了天子一记耳光，他岂能忍受天下人的耻笑？一旦天子恼羞成怒，势必采用智士良策，派遣猛将精兵，再次渡河北上。到那时候，中央军汲取失败的教训，必然不会越过魏博攻击成德，而是集中全部兵力直取魏博。届时，大帅该怎么办？”
田季安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子，死死盯着谭忠：“那依你之见，眼下魏博该怎么办？”
谭忠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说：“中央军进入魏博后，大帅不但不能与之开战，反而应该重重犒劳，随后大张旗鼓，表面上扬言攻击成德，暗中派人告诉王承宗：‘倘若魏博攻击你们，河北义士都会说魏博出卖朋友；可要是帮助你们，天下人又会说魏博背叛朝廷。不管是出卖朋友还是背叛朝廷，魏博都不愿意。所以，阁下如果能暗中解除防备，让魏博拿下成德一城，魏博便能以此奏报皇上，以示对朝廷的效忠。如此一来，成德只有小小的损失，魏博却能获万世之安，难道阁下不希望以此换取魏博的友谊吗？’这番话一说，成德肯定不会拒绝。到时候，大帅岂不是稳如泰山了？”
田季安笑了，笑得十分酣畅：“好极了！先生来此，是上天眷顾魏博啊。”
随后，田季安全盘采纳了谭忠的计策，先是与成德暗通声气，继而装模作样地“攻克”了成德的堂阳县（今河北新河县），然后就按兵不动了。
谭忠成功说服田季安后，立刻动身返回幽州。
他知道，此刻节度使刘济肯定也在为同样的事情头疼。而谭忠想要做的，绝不止是让他像魏博那样保持中立，而是要努力说服刘济配合中央军，出兵攻打成德。
当然，要说服刘济出兵肯定是有难度的，搞不好连谭忠自己的小命都得赔上。但是，谭忠已经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要全力争取。
谭忠回到幽州的当天，刘济正好召集众将开会，讨论当前对策。刘济对众将说：“天子知道我们和成德有宿怨（当初王武俊与朱滔经常交兵），一定命我们出兵讨伐，成德也一定会对我们严加戒备，怎么做对我们更有利，大家说说看。”
刘济话音刚落，谭忠便抢先回答：“天子一定不会命我们出兵，成德也一定不会对我们戒备。”
刘济闻言大怒：“你干脆说我和王承宗串通谋反算了！”然后二话不说，命人把谭忠扔进了监狱。
随后，刘济派人去成德边界查探军情，结果令他大为意外——成德居然跟谭忠说的一样，丝毫没有加强戒备的迹象。又过了一天，朝廷果然给卢龙下了一道诏书，宪宗在诏书中对刘济说：“你只要专心保护北部边境就好了，别让朕顾虑北方的胡人，以便一心一意对付王承宗。”
刘济慌了。
这两个情况对他来讲绝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成德对卢龙不加防备，就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卢龙与成德暗中勾结；而天子居然亲自下诏叫他不要出兵，摆明了就是怀疑他对朝廷不忠，并且相信他跟王承宗有一腿了。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一旦成德被朝廷灭了，天子接下来要收拾的人肯定就是他刘济了。
刘济越想越觉骇异，连忙把料事如神的谭忠放了出来，说：“你的判断非常准确，可你是怎么知道的？”
谭忠在心里笑了。他知道，刘济现在已经对他刮目相看了，只要再戳一戳刘济的痛处，刘济必然对他言听计从。于是，谭忠不慌不忙地说：“大帅怎么看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这个人？”
刘济不明所以地看了看谭忠，说：“卢从史和我关系不错，你提他干什么？”
“大帅有所不知。”谭忠摇头苦笑，“卢从史表面与卢龙亲善，实则包藏祸心；表面与成德决裂，实际上却暗中勾结。”
“何以见得？”
“在下据可靠的情报获悉，卢从史曾对王承宗说，‘卢龙虽与成德有旧怨，但成德毕竟是卢龙的南面屏障，所以卢龙不会帮朝廷打成德，成德自然也就不必防备卢龙。’王承宗采纳了卢从史的计策，因此对我们无所戒备。接着，卢从史又密报朝廷，说：‘天下人皆知卢龙与成德有仇，可成德却不加防备，足见卢龙也已背叛，暗中与成德联手了。’于是，天子自然会怀疑我们，因此才会下诏让大帅不必出兵。如此一来，成德就解除了北面的威胁，而我们则替成德背了黑锅。”
刘济悚然变色：“那你说该怎么办？”
“卢龙与成德有仇，天下无人不知，而今朝廷讨伐成德，大帅您手握大军，却未派一兵一卒参战，这就足够让卢从史一口咬定卢龙勾结成德，背叛朝廷了。其结果就是——卢龙枉怀忠义之心，却要背负反叛骂名，既得不到成德的感激，又落得个恶名远播的下场。天下之事，还有比这更冤的吗？请大帅务必三思。”
刘济万万没想到，卢龙当前的处境居然会如此险恶，要不是谭忠提醒，自己岂不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当天，刘济就向三军发出号令：“五日之内，全军出发讨伐成德，凡迁延不进者，一律剁成肉酱示众！”
就这样，谭忠以他的忠诚、机敏和雄辩滔滔的口才，成功地帮李唐朝廷做了两件大事：一、让魏博从反抗军变成了中立者；二、让卢龙从骑墙派变成了讨伐军。
通过谭忠一个人的努力，原本动不动就抱成一团的河北三镇被悄然分化了，这无疑为朝廷讨伐成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换句话说，此时的王承宗已经变成了孤家寡人，四面合围的讨伐大军只要指挥得当，完全可以把王承宗轻松搞定。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便谭忠替朝廷肃清了障碍，声势浩大的中央军最终还是搞不定王承宗。
问题出在哪呢？
出在宪宗任命的最高统帅吐突承璀身上。
因为他根本不会打仗。
革命尚未成功，李纯仍须努力
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开始，朝廷的各路兵马就从各个方向对成德发起了进攻，但是一直到三月，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役却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历时三个月的战斗中，唯一帮朝廷取得战果的既不是主帅吐突承璀，也不是朝廷派遣的其他各道兵马，而是被谭忠说服的卢龙节度使刘济。
这一年正月，当其他各路兵马还在途中时，刘济便亲率七万大军率先攻下了成德的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和束鹿（今河北辛集市）。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刘济继续南下，围攻乐寿（今河北献县），无奈却久攻不下。而在此期间，其他各路讨伐军则碌碌无功。昭义的卢从史进入成德境内后，始终迁延观望，逗留不进；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倒是推进到了新市镇（今河北正定东北），却突破不了成德军的防线，一直无法前进半步；至于魏博的田季安和平卢的李师道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私下都和王承宗通了气，所以各自“打”下一个县城便按兵不动，谁也别指望他们还能有什么动作。
让人觉得最可笑的是，各路兵马中打得最窝囊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主帅吐突承璀率领的神策军。自从进入战场后，这支装备最精良、待遇最优厚的中央禁军就没打过一场胜仗，不但在交战中频频失利，而且早早就损失了一员骁将郦定进。
郦定进是左神策大将军，历来勇冠三军，当初征讨西川时还曾亲手活捉刘辟。这位骁将一阵亡，原本消沉的士气就更加涣散了。
有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神策军之所以屡遭败绩，主要责任当然是在主帅吐突承璀身上。史载，“吐突承璀至行营，威令不振”，所以“与承宗战，屡败”（《资治通鉴》卷二三八）。
眼看河朔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淮西的吴少阳趁机屡屡上奏，要求朝廷给予正式任命。宪宗担心迟迟不承认吴少阳很可能会把他逼反，无奈之下，只好在这一年三月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
吐突承璀指挥无方，各路兵马均无进展，这场仗再这么打下去，朝廷根本没有半点胜算，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朝中的大臣们都急眼了，赶紧让翰林学士白居易出面，上疏力劝皇帝罢兵。
白居易在奏疏中说：“河北本不该用兵，如今既已出师，吐突承璀未尝苦战，先失一员大将，作为主力的神策军与昭义军都未能向前推进，这不仅是他们存心拖延，更是因为他们无力进攻。至于其他各路兵马，战况也大多不佳。陛下观察这样的形势，又有几分成功的指望？以臣愚见，应立刻罢兵，若迟疑不决，必生四大弊害。”
白居易所说的四大弊害是：
一、与藩镇开战，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无论开支多少都不必计较，可要是明知不能取胜，就不应虚费钱财粮秣。既然拖延一天就多一天的费用，何不及早罢兵？如果再拖下去，除了耗费政府钱帛和百姓脂膏之外，还徒然养肥了参与讨伐的河北诸藩。
二、如今朝廷已经承认了淮西的吴少阳，河北诸藩一定会以此为由，要求朝廷一视同仁，昭雪王承宗的反叛罪名，到时候朝廷没有理由拒绝，只能同意诸藩的要求。如此一来，则授予和罢黜的权柄都操于藩镇之手，恩威刑赏皆不由朝廷做主，中央权威岂不是要尽归河北？
三、眼下天气转热，前线将士身心俱疲，疾病瘟疫转眼就会流行军中。何况神策士卒多出城市居民，难以耐苦，万一出现逃兵，很可能会一呼百应。一支部队如果溃散，其他部队必定动摇。倘若走到这一步，朝廷悔之何及？
四、吐蕃与回鹘都在唐朝安插了大量间谍，无论大小事情都可以获得情报。如今朝廷集结天下之兵讨伐一个王承宗，居然从去年冬天打到今年夏天，始终未建寸功。因此，对于唐军战斗力的强弱、所耗军费的多少，吐蕃与回鹘都已经大概知道。万一他们乘虚入寇，以今日之情势，朝廷必然首尾难顾，到时候兵连祸结，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倘若如此，社稷的安全必将受到严重威胁。
应该说，白居易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谏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不仅是白居易一个人的想法，更是代表了大多数朝臣共同的不安和忧虑。
对此，宪宗到底作何感想呢？
此刻的宪宗当然比谁都郁闷。
整个局势的演变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与李绛当初的那套战略构想也是南辕北辙——本来最难打的河北现在开打了，结果打得让人既揪心又窝火；而本来最容易打的、被列为首要打击目标的淮西，现在反而不能打，而且还要被迫承认它。
宪宗固然知道白居易的谏言不无道理，他也知道这场战争获胜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甚至也一度动了罢兵的念头，可他还是不甘心就此放弃。换言之，宪宗现在是骑虎难下了。当初，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他任用吐突承璀，可他却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如今吐突承璀打得这么烂，当然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李纯有眼无珠、所用非人。
宪宗实在丢不起这个脸。
所以，不管吐突承璀打得多烂，也不管河北战局多么让人郁闷和纠结，他也只能怀着一丝侥幸熬下去，看看能不能熬出奇迹。
不幸的是，到了这一年夏天，宪宗非但没有等来奇迹，反而等来了一个更让他心烦意乱的消息。
消息是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派人送来的。他在给宪宗的奏疏中，拼命指控诸道军队与成德暗中勾结，劝朝廷不要再命令军队往前推进；同时，卢从史还在奏疏中频频暗示，要求宪宗把他的中央官职擢升为宰相。当时很多节度使都遥领中央官职，如“太尉”“中书令”“同平章事”等等，虽无实权，却足以抬高身份和地位。
接到卢从史的奏疏后，宪宗的头一下就大了。
他想来想去，觉得这个卢从史的表现实在是有些反常。当初要征讨成德时，他是满朝文武中第一个（吐突承璀除外）跳出来高举双手支持的，可战事一开，他却始终迁延观望，现在他又指控其他将帅和王承宗勾结……朝廷到底该不该相信他？
为了查明真相，宪宗就命宰相裴垍去跟入朝呈递奏疏的昭义部将王翊元接触，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捞出点什么。裴垍随即召见王翊元，对他做了一番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施压，终于迫使他说出了真相。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卢从史贼喊捉贼。
原来，跟王承宗勾结的不是别人，正是卢从史自己。
自从开战以来，卢从史就一直与王承宗暗通款曲，并且命部众暗藏成德旗号，以便在战场上制造混乱；此外，他还抬高并虚报粮食和草料的价格，骗取中央财政的军费支出。种种迹象表明，卢从史是在养寇自重，并利用各方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
当王翊元把卢从史的这些猫腻全部抖落出来时，宪宗惊愕不已。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重用的竟然是这般货色。
裴垍对宪宗说：“卢从史既阴险又骄横，迟早必定作乱。根据王翊元的交代，卢从史和吐突承璀的大营对望，而且卢从史把吐突承璀当成了三岁小孩，往来出入毫无防备，陛下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制伏卢从史，解除他的兵权，以免他日后坐大，朝廷还要出动大军讨伐。”
临阵换将乃兵家之大忌。但是，像卢从史这种吃里爬外两面三刀的家伙，要是不拿掉肯定为患更大。宪宗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裴垍的建议。随后，裴垍命王翊元回到前线，暗中策反了卢从史的心腹大将乌重胤。
确定了行动的内应后，宪宗随即给吐突承璀发了一道密诏，命他设计逮捕卢从史。
四月初，吐突承璀接获天子密诏，立即着手制订行动计划。
吐突承璀打仗不行，但玩一玩“请君入瓮”的把戏，还不失为一把好手。
他知道卢从史性贪，于是就天天把自己收藏的奇珍异宝拿出来晒，然后邀请卢从史前来赏玩。当然每次都“忍痛割舍”了某件宝贝，从不让卢从史空手而回。
卢从史乐得屁颠屁颠的，从此把吐突承璀视为知己。
四月十五日这天，吐突承璀事先命兵马使李听在大帐后面埋伏了一队刀斧手，然后邀请卢从史过来赌一两手，顺便赏玩一些新近淘来的宝贝。卢从史一听有得玩又有得拿，欣然赴约。可他刚刚迈进吐突承璀的大帐，伏兵就突然冲出，把他捆了个严严实实，然后扔进早已准备好的囚车，飞快驶离大营。
等到卢从史带来的侍卫们惊觉，关押卢从史的囚车早已往长安方向疾驰而去。侍卫们企图追赶，却被吐突承璀的手下一连砍倒数十人，剩下的只好束手就擒。
卢从史被捕的消息传回他的军营后，部众们马上拿起武器，准备去找吐突承璀算账。可他们还没冲出军营大门，就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
这个人就是乌重胤。
乌重胤横刀立马，厉声呵斥：“天子有诏，逮捕卢从史，服从者赏，违令者斩！”
士兵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动，最后只好放下武器，灰溜溜地回到各自的营房中。
顺利摆平卢从史后，吐突承璀当即替乌重胤请功，推荐他担任昭义留后。宪宗也认为乌重胤立了大功，未加细想就打算颁布任命状。可李绛却认为万万不可。他向宪宗郑重提出，应将乌重胤调离昭义，改任河阳节度使，再把原河阳节度使孟元阳调到昭义。
宪宗愕然。
既然同样是让乌重胤当节度使，为什么要调来调去这么麻烦呢？
在李绛看来，这不叫麻烦，而是必需的。
因为这里头的奥妙大了去了。
首先，昭义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非其他藩镇可以比拟。昭义总部虽然设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但它下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州（今河北磁县）却位于太行山以东，深深楔入河北腹地，与成德、魏博犬牙交错，相互牵制，是李唐朝廷在这个叛乱重灾区中唯一可以有效控制的力量，其战略价值非同小可。所以，对昭义节度使的任命自然要慎之又慎。
其次，原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早就是靠边站的过气人物，他能够重掌昭义兵权，无非是投靠了权宦吐突承璀，并不是直接获得宪宗的赏识，因此他对朝廷并不感激。他复任后之所以对朝廷阳奉阴违，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如今，朝廷好不容易把他拿掉，却又让宦官吐突承璀再度推荐继任者，这显然又是让恩威刑赏的权柄落入吐突承璀个人手中。乌重胤继任后，自然只会记住吐突承璀的人情而不会感恩于朝廷，因而很可能重蹈卢从史之覆辙。要想避免这样的结果，就必须否决吐突承璀的提议，不给他树立私恩的机会，同时委派乌重胤到别镇赴任，这样才能让他领受朝廷的恩典，使他不对朝廷心生轻慢。
最后，乌重胤既然是昭义部将，那么在昭义镇内，与他平级甚至级高的军官肯定很多，如今乌重胤略施小计就爬到了他们头上，叫他们作何感想？会不会有人不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倘若如此，昭义必将不得安宁。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乌重胤调往他镇。
当李绛向宪宗仔细分析了上述的得失利弊之后，宪宗终于恍然大悟，赶紧收回成命，于四月下旬改任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调任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朝廷虽然解决了吃里爬外的卢从史，但河北战局还是不见起色。
到了元和五年六月，亦即开战整整半年之后，战事仍无大的进展。除了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曾于四月份打了一场胜仗，以及卢龙的刘济在五月份攻克了一座安平县之外，其他各部均无斩获。
翰林学士白居易忍无可忍，再度上疏宪宗，说：“臣屡屡奏请罢兵，结果却石沉大海，请看今日之局势，比当初更加糟糕，不知陛下还在等什么？”
这个白居易说话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宪宗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偏偏这位大诗人又老是在他耳边嘤嘤嗡嗡，而且说话的口气总是那么冲。有一回宪宗与他当面议事，白居易说到激动处，竟脱口而出：“陛下错了！”搞得宪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愤愤然拂袖而去。
自从宪宗即位以来，每有军国大事必与翰林学士商议。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翰林院的职能较之玄、肃年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地位和作用更是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过去的翰林学士只不过是皇帝的文学或艺术侍从，很少有机会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但是随着宪宗即位后对翰林学士的重用，如今的翰林院几乎已经具有了内阁的性质，翰林学士们基本上也都成了无冕宰相。尤其是后来升任翰林承旨（相当于翰林院院长、首席学士）的李绛，更是宪宗最为倚重的高级智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朝廷决策和帝国的各项大政方针，甚至发挥了比宰相（比如裴垍）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然而，自打河北战事陷入泥潭后，宪宗就有意无意地冷落了这帮翰林学士，曾经有一个多月不跟他们见一次面。学士们当然意见很大，此时已升任翰林承旨的李绛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宪宗说：“臣等饱食终日，一言不发，自然乐得清闲，可陛下怎么办呢？陛下往日开诚布公，虚怀纳谏，实在是天下之幸，又岂止是臣等之幸！”
宪宗一听，自觉理亏，赶紧宣布次日在麟德殿召见诸学士。
其实，宪宗不是不想见他们，而是不敢见他们。尤其是那个大诗人白居易，宪宗更是怕了他了，所以宪宗虽然答应跟学士们见面，却跟李绛提了一个条件：“那个白居易，官不大，口气倒不小，每每出言不逊，朕打算让他离开翰林院。”
李绛一点也不同情宪宗，说：“陛下有容纳直言的气度，群臣才敢竭尽忠诚，直言无隐，白居易说话固然欠考虑，但他也是一片赤心。陛下今日怪罪他，臣担心朝野上下人人钳口，陛下又如何能做到耳聪目明、圣德常保呢？”
宪宗想了想，旋即转怒为喜，从此对白居易一如往常，再也不提罢黜之事。尽管心里不太好受，但李绛的话他还是听进去了。
很显然，宪宗是一个有胸怀的皇帝。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做大事的料，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待批评的态度。被人说一句就蹦一下、骂两句就跳两脚的人，是属跳蚤的，注定难成大器；而那种对批评甘之如饴的人，其前程必定不可限量。因为他知道批评有利于他的成长，并且善于从批评中汲取建设性的东西。所以说，要判断一个皇帝能不能成就一番伟业，同样要看他是否具备虚怀纳谏的雅量。一个愿意接受臣下批评的皇帝，就算不能成为明君，至少已经远离了昏庸；而一个动不动就对谏言暴跳如雷的皇帝，其气度和为人已不堪问，要成就什么大业更是免谈。
虽然此时的宪宗正被胶着的河北战事困扰，不敢奢望什么帝王伟业，但是，仅凭他面对谏言的态度，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个皇帝不一般，至少比他的祖父德宗靠谱。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当年德宗李适拼尽全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最终很可能要由这个宪宗李纯来完成。
当然，宪宗要想见到他生命中的彩虹，还得先熬过此刻的风雨。
革命尚未成功，李纯仍须努力。
元和五年七月，让人万分纠结的河北战事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王承宗派遣使节入朝为自己辩护，称所作所为都是被卢从史挑拨离间的结果，并表示愿意把征收赋税和任免官吏的权力还给中央，请求朝廷准许他改过自新。
王承宗的奏疏呈上后，一筹莫展的宪宗终于等到了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昭雪”了王承宗，不仅恢复了他的所有官爵，还把德、棣二州还给了他。
值得注意的是，宪宗朝廷在这道诏书中用的词是“昭雪”，而不是一般常用的“赦免”。这两个词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赦免”是对犯罪的人用的，而“昭雪”则是对蒙冤的人用的，一词之差，意思截然相反。换句话说，朝廷用“昭雪”这个词，就等于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时说明人家王承宗并没有任何罪过，从头到尾都是被冤枉的。
尽管这个结果令人很不愉快，但好歹总算是个了结。
一场轰轰烈烈的讨伐战争就这样偃旗息鼓了。李唐朝廷耗时半年多，发兵二十余万，所费七百多万缗，到头来除了换掉一个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外，别无所获。
宪宗李纯觉得自己窝囊透了。
四年前平定三藩时建立起来的自信在这一刻灰飞烟灭，四年来李唐朝廷拼命维系的表面权威也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元和五年的夏天，大明宫的上空暴雨如注。
三十三岁的宪宗李纯久久凝望着铅灰色的天空，目光黯淡，神情迷惘。都说彩虹总在风雨后，可毕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所以，即便“元和中兴”的彩虹终将在十年后的帝国苍穹中熠熠生辉，此刻的宪宗李纯也只能在元和五年的风雨中默默咀嚼失败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