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风云
1919年5月4目上午，中南海总统府一间密室里，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徐世昌、钱能训、段祺瑞、秘书长吴芨荪、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教育总长傅增湘。徐世昌心力交瘁，钱能训满脸沮丧，傅增湘垂眉低首，段祺瑞冷若冰霜……会议气氛凝重而压抑。
钱能训首先介绍巴黎和会情况。
……4月中旬，上海和会因皖系的破坏再次陷入僵局。由日本军火武装，日本教官训练的参战军，不但没有解散，而且逐步扩大；中日军事条约不但没有废止，反而延长时效；南方代表提出的改组国会议案，因安福系拼命反对而遭否决……正在这紧要关头，“巴黎和会”又传噩耗：由于日本强盗蛮横无理，国际“巨头”恃强凌弱，山东主权问题交涉失败，中国本是战胜国，却受到战败国不公平待遇。
巴黎和会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1918年11月世界大战结束后，次年1月18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派出以陆祥、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王正廷为全权委员的5人代表团。代表所到之处，受到冷遇和歧视。美英法等列强操纵会议，蛮横无理，经常无视中国主权，不顾中国代表团强烈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除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等，悍然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及青岛的各种特权，并迫使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遭到中国代表团的严拒……这一切都是皖系媚日卖国，穷兵黩武造成的恶果。因此，中国人民被深深激怒了，长期积淀在心头的屈辱、愤懑、失望火山般迸发出来，以勇猛无畏，摧枯拉朽之势，向黑暗势力猛烈燃烧！
在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历史长河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总是站在斗争最前列，起着先锋桥梁作用。苏俄十月革命给他们以鼓舞，马克思主义给他们指引方向，《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给他们以影响。现在，多灾多难的祖国面临着生存亡的考验，国内外进步学生携起手来，向黑暗的旧势力发起冲刺……接着，吴炳湘介绍了北京学潮情况。
4月1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中国留日学生闻讯后，手持“打倒卖国贼”的标语牌前往“送行”。在码头上学生们把章宗祥团团围住，纷纷揭发控诉皖系媚日卖国罪行，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质问他是不是中国人，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直到日本警察赶来驱散学生，章宗祥才在日本警察保护下登船离港。
到4月下旬，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出现欧美归国留学生组织的“社会服务团”、“归国学生宣传团”等，公开进行“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实行言论自由”等爱国宣传……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国人奔走相告，悲愤交加。5月日，北大学生当即在北大西斋饭厅举行紧急会议，到会学生群情激愤，声泪俱下，喊出“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打倒军阀”，“誓死争回山东主权”等口号。会上决定，明晚（5月日）7时，在北河沿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邀请北京1所大中专学校学生代表参加，共商行动方案……5月日晚，北大校园沸腾了。学生无心读书或娱乐，他们怀着一颗赤热的爱国心和对军阀的满腔仇恨，纷纷来到法科大礼堂，把一个可容纳000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相继登台，发表演讲，或慷慨陈词，或义愤填膺，或捶胸顿足，或声泪俱下。有人大声疾呼：“同学们，我们外交失败了，我们的祖国要亡了，作为炎黄子孙，能无动于衷吗？能袖手旁观吗？不，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向恶势力勇敢宣战！”
台下学生振臂高呼：“头可断，血可流，不除国贼誓不休”，“誓死收加山东主权”，“打倒列强，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食指，撕裂衣衿，写下血书“还我山东，”以明大志。这时，学生情绪达到极点，口号声响彻云霄。
最后，大会做出四条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拒斥巴黎和会之决定；二，通电巴黎中国专使，坚决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期间，举行全民游行示威运动；四，5月4日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学界大示威。
吴炳湘最后说：“今天下午，几千名大中专学生要在天安门广场集合，举行学界大游行。事关重大，不可掉以轻心。特请诸位领导早作决断，以便妥为处理。”
徐世昌问教育长傅增湘：“傅总长，你有何补充？”
傅增湘有气无力地说：“情况大致如此，别无补充。”
徐世昌清清嗓子道：“好吧。刚才钱总理、吴总监分别介绍了情况，看来形势比想象的还要严峻，不可等闲视之。大家说说如何处置吧。”
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最后，把目光不约而同集中在闭目养神的段祺瑞身上。徐世昌说：“芝泉，你先说说吧？”
今天开会，徐世昌之所以把他“请”来，是想让他看看由于他的穷兵黩武，由于他的媚日卖国，由于他的干扰破坏，惹出多少麻烦，添了多少乱子。这样，就把他推到一个尴尬的、受审判的位置上。同时，也告诉他事是你惹的，你不能袖手旁观。段祺瑞似乎脸皮很厚，既不觉得难堪，更不感到自责，依然一副堂而皇之，傲慢无礼的样子。见徐世昌问，他蓦地睁开眼睛，严厉地说：“这有何难？二字足矣：镇压！把挑头儿的抓起来，把背后支持者抓起来，把北大校长蔡元培抓起来，把传播离经叛道思想的陈独秀、李大钊抓起来。必要时杀他一批，万事大吉。”说罢，闭上眼睛。
徐世昌吓了一跳，他想让他受受“教育”，没想到他如此武断。他这样一定调，别人反倒不便说话。徐世昌问了两次“有没有别的意见？”没人敢表态。徐世昌问“增湘有何意见？”“卑职服从领导。”“炳湘呢？”“不便妄议。”“总理呢？”“先以疏导为善。”
钱能训话音刚落，段祺瑞霍地站起来，拿起手杖在地上顿了三下，然后气咻咻头不回地走了。
与会者松了一口气。徐世昌说：“钱总理所言甚是。学生青春气盛，易为人所乘，做出过激行动可以理解。吴总监可派出部分军警，不许带武器，到天安门广场劝喻学生回校。傅总长可回去组织教育部代表分赴各校作说服工作，勿使事态扩大。”
下午1时许，十几所院校学生，排着整齐队伍，高呼口号，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天安门金水桥前，很快聚集三四千人。他们打着横幅，举着国旗校旗和各色小旗，上写“还我山东”，“惩办卖国贼曹章陆”等，谢绍敏的血书也悬挂出来。
学生领袖登上高桌，发表激动人心的讲演，讲到伤心处，不禁泪如泉涌，听讲的学生痛哭失声。许多市民，游人和路人，纷纷停脚驻足，翘首围观，有许多人也跟学生高呼口号。
这时有人高喊：“警察来了！”人们回首张望，见吴炳湘和李长泰骑着马，在几百名军警护拥下跑了过来。来到集合处，吴、李翻身下马，人们让开一条路走到核心。吴陪着笑脸说：“同学们，我们商量一下好吗？我是警察总监吴炳湘，这位是步兵统领李长泰将军。兄弟奉大总统指示，来劝喻学生。老人家说你们爱国心切，这是好的，但不必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一切问题由政府交涉，你们的责任是安心学业。天气很热，还是回去休息吧。”
学生说：“不，国家将亡，学业何安？我们要斗争到底！”
吴炳湘说：“你们喊几句口号，游游行就能解决问题吗？”
学生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也剥夺不了我们关心国事的权利！”
这时，教育部代表也赶到，一位官员说：“亲爱的同学们，兄弟是教育部代表，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们反映，我们通过正常渠道转达。你们还是回到书斋去吧。”
有同学问：“同学们，我们回去吗？”“不。坚决斗争到底！”“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爱国的权利！”“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同学们，走啊——”
同学们浩浩荡荡向东南方走去。他们是去东交民巷。吴、李等一看劝阻无效，飞马跑到总统府汇报。徐世昌十分气恼，可又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他估计学生去东交民巷，可能去公使馆递交抗议书，也可能去赵家楼曹汝霖官邸。于是，赶忙命吴炳湘派军警，告诉他，警察不许带枪支和警棍，一定要文明对待，免生激变。
东交民巷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是北京公使团区。英、法、英、日、意等15国公使驻在这里。那里的建筑有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廷式、哥特式，还有文艺复兴以后的巴洛克式、罗可可式。尖顶、圆顶、平顶、形式各异；红色，黄色，蓝色，色彩斑谰。俨如一个建筑艺术博物馆……游行学生出中华门，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就被气势汹汹的外国巡捕阻于铁栅栏之外。因《辛丑条约》有规定：中国人未经特殊许可不得擅入使团区。学生们无可奈何，只好推举4名代表，赴英、美、法、意使馆递交呼吁书，请求4国为山东问题主持公道。因今天是星期天，国公使分别出游，请愿书只好请美国公使代转。
正值5月，晴空万里，火辣辣的太阳无遮无拦地照在几千名学生身上，他们又渴又热又累，一直等待两个多小时。他们看着铁栅，高墙，铁丝网和外国巡捕，痛感在自己土地上，中国人不能自由出入，心如刀绞一般难过。
在16个有通商口岸的大城市中，外国人都设有租界区，他们的租界区或公园，有的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可以随意污辱，惩治进入租界的中国人，而不受法律制裁。他们在租界区修教堂、医院、开赌馆、妓院、跑马厂、俱乐部。不仅如此，他们的租界地还可随意转让第三国而不受中国限制。这些帝国主义强盗，还以武力、强权掠夺中国大量领土、领海、领空、森林、矿山、港口，随意驻扎军队、军舰……就说北京使团区吧，比1900年就扩大十几倍，达到几十平方英里，周围建有高墙，铁网，墙内外昼夜有外国兵巡逻，门口有卫兵把守。它的北面东面都有一片“缓冲带”，用于军事防御，也用来打马球，踢足球，遛马和操练卫队。使团成了至高无上的太上王国，连中国的总理衙门都不敢惹……学生们想着国无完畛，人无安枕，内忧外患，江河日下，更感忧愤交加，感慨万千，对虎狼当政，卖国媚外的军阀国贼更加恨之入骨，更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于是，有人高喊：“同学们，到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去，找卖国贼算帐去！”
随即，学生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赵家楼方向涌去。本来，他们打算穿过东交民巷南边的胡同向东行进，又被外国军警阻止。只好改由王府井大街、东单牌楼向赵家楼进发。一路上，他们口号声声，秩序井然，不时向群众散发传单。沿途群众敬佩学生的爱国精神和勇气，有的鼓掌致意，有的脱帽致敬，有的鞠躬示意。群众的善举大大鼓舞了学生。
学生到达赵家楼附近，但见曹宅大门紧闭，军警林立，更加激怒学生。他们立刻把大门团团围住，高呼爱国口号，勒令曹汝霖出来相见。军警上前劝阻，双方发生争执。另一部分学生绕到高墙外侧，叠成人墙，攀过高墙，跳进曹宅，把大门打开。学生们蜂拥而入，穿堂入室寻找曹贼。
在后院正堂，有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两个男人，吓得慌作一团。有人认识那个矮个儿的是日本人（后来得知这日本人系新闻记者中江丑吉），那高个儿是章宗祥。原来，曹汝霖在慌乱之中从后门逃跑。章宗祥是驻日公使，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国人对他早已恨之入骨。这时有人高喊“卖国贼章宗祥在此！”于是，大家不容分说一拥而上，对他拳脚相加，一顿好揍。不一会被打得头破血流，躺倒在地装起死来。那日本人颇具“侠义”行为，用身体挡住拳脚，死死保护着章宗祥。
曹汝霖历任外交部次长、总长，交通总长，银行总理等职。他多次访日，并与外交总长陆征祥一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在段祺瑞担任总理期间，仅一年零两个月里就通过日人西原龟三，向日借款10来次，总金额达1。1亿日元。他不仅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而且生活糜烂，贪脏乱枉法，大量侵吞公款。学生出于义愤，在内室放了一把大火，少顷，浓烟烈火呼啦啦燃烧起来。学生在烈焰中撤退，章宗祥也由日本人救出。学生是有分寸的，对日本人和曹汝霖家眷并未动一指头，他们出走也无一人拦阻。
曹宅起火的消息很快为吴炳湘所知。他同李长泰率领军警几百人，迅速赶到现场，用警棍把学生驱散，并抓去殿后的学生名。
学生的革命行动，吓得北京政府六神无主。此前，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徐世昌在皖系和亲日集团压力下，想委曲求全，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现在慑于民众威力，不得不电令中国代表从缓签字。这是学生运动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当日晚，总理钱能训召开紧急会议就商对策。到会者有内阁成员，外交部次长陈策（总长陆征祥出席巴黎和会未归，外交工作由他主持），财政次长刘冠雄，司法总长朱深，教育总长傅增湘，农商总长田文烈，交通次长曾毓隽；此外，尚有吴炳湘，李长泰以及北京卫戌司令段芝贵等。这些人大部分是段祺瑞的部下，学生和皖系骨干。他们与会前，段祺瑞对他们面授机宜：①学生是针对皖系的，必须严厉镇压，以绝后患；②趁内乱发动倒阁，把不听话的钱能训扳倒；③恢复中日友谊，推行“武力统一”政策。
钱能训沮丧地说：“两会相继失败，国人颇多怨尤。学生首当其冲发动学潮，情况十分危殆。如处理失当，极有可能会波及全国，引发更大骚乱。因此，今天请大家来就商急策。望诸君各抒己见，事出权宜，制止事态扩大。下面，请吴总监介绍情况。”
吴炳湘介绍完情况后，朱深首先发言。他气咻咻地说：“本人作为司法总长，愿提醒大家：学生聚众滋事，打人放火，无不触犯刑法。我们绝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一定要采取严厉手段制服之！”朱深曾是段内阁的秘书长，是段的忠实爪牙，又是徐树铮的同党，所以力主镇压。
“说得好！”他的话音刚落，段芝贵站起来张牙舞爪地说，“今天下午，本人曾派军队弹压，不是大总统阻拦，老子早把兔崽子们制服了。蔡元培要抓，十几所学校的校长也要撤。我们宁可10年不办教育，也不能容忍学生犯上作乱！”
曾毓隽说：“曹章陆为国宣劳，劳苦功高。学生如此对待他们，实令我辈寒心。以我之见，必须严惩肇事者，以慰人心！”
李思浩说：“此次骚乱，罪在北大，校长蔡元培当为祸首。我建议解散北大，法办蔡元培！”“同意！”几个人齐声鼓噪，靳云鹏虽号称段祺瑞“四大金刚”之一，但由于受小徐排挤，正讨好徐世昌，所以，态度比较暧昧。田文烈属于皖系，但没有加入安福系，为人比较本份，自始至终不怎么说话，别人也不勉强他。傅增湘、吴炳湘、李长泰都站在总统一边，唯因段派势力强大，只有低头受审的份儿。
钱能训指名点将道：“傅总长，你有何话说？”他想把责任推到傅增湘身上。
他吞吞吐吐地说：“我……我身为教育总长，驭下无方，致酿大祸，本人责无旁贷。但两会失败，学生出于义愤，方有过火之举。卑职以为尚应极力疏导，晓之以理，免使事态扩大……”
钱能训问：“有人说解散北大，你敢不敢签署命令？”
傅增湘连连摆手：“不不，责任重大，在下难负其责。”“那逮捕蔡元培呢？”“蔡元培德高望众，务需谨慎行事。”
“哼，”段芝贵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蔡元培死了，我们就不办学了？岂有此理。”
钱能训知道会再开下去白白浪费时间，于是宣布散会。
会后，钱能训不顾夜静更深，急匆匆叩开徐世昌的大门。徐正为同一件事而辗转难眠，马上召见了他。他瘦削的身子，穿一套宽松的纺绸裤褂，赤裸双足穿一双藤编拖鞋，边思索边聆听钱的汇报，地灯下修长的身影交替映在墙壁上和天花板上。钱说了几句，他就善意地打断他的话：“别说了，我料定段的爪牙们会这样做的。学生的一切都是针对皖系的，所以，他们要报复，要杀一儆百。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想以此做为倒阁和内战的借口。真是可恶至极！”“是啊，我担心造成流血事件，激起学生更大愤怒。”
“学生逞一时之恶，不思后果，殊属可气。但毕竟爱国心切，年幼乏知，情有可原，若苛之太严，于心不忍。”
“那就多方周旋，缓和处理？”
“不，皖系不会谅解的。我想采取‘迂回战术’，达到预期目的。”
次日，徐世昌殚思竭虑，拟就一道总统令，命令云：
……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保护。乃未能及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弪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
他既没有为曹、章之流呜冤叫屈，也没有责备学生行为不轨，而是推出一个“替罪羊”吴炳湘。这样，既不得罪皖系，又不开罪学生，采取调和折衷办法处理，可谓用心良苦。
总统令发布第二天上午，秘书长吴笈荪拿着一大堆文稿、信函来找徐州世昌。徐世昌风声鹤唳地问：“又什么事？“吴笈荪把文件放在桌上，说：“昨晚14所大中专学校又召开联席会，通过一份联名要求释放学生的请愿书，分头送交总统府、国务院和教育部。他们说如不答应所求，14所院校师生员工将集体罢课。代表们现在门外，要求面见大总统。”
徐世昌本意想早日释放学生，结束学潮，但慑于皖系压力不敢作主。致使人进退失据，两头为难。老实说，他对学生请愿并非反感，因为他们是针对段祺瑞和皖系的。所以，处理起来，难免优柔寡断。他没好气地说：“不见，谁也不见！”“那学生放不放？”“等等再说吧。还有什么事？”
吴笈荪说“从昨天以来，收到大批函电，有北京商会。农会，中国外交协会，上海和平会，商业团体，山东旅京同乡会等等，强烈要求释放学生；外委会委员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等知名人士，也纷纷联名发电，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还有，北京、天津、上海各大报，接连发表文章，抨击政府，同情支持学生……舆论压力很大呀，卑职以为，应该顾全大局，尽早释放学生。”
“唉，我何尝不想如此，可老段、小徐等人一再叫嚣‘拟兴大狱’，对学生‘处以非刑’”徐世昌沉吟片刻说，“这样，你马上给吴炳湘打电话，让他马上释放学生，派汽车把学生送回各自学校。”“是。”
吴笈荪刚要走，公府秘书拿着一份“十万火急”的长电稿，风风火火走进总统办公室。一进门就心急火燎地说：“报告大总统，东京……东京发生……流血事件！”
……自从1914年5月7日，日本胁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以后，留日学生同中国人民一样，把5月7日视为国耻日。每到这天，留日学生都要举行爱国集会，不忘国耻。日本警察严加控制，粗**涉。去年5月6日，东京留日学生化装成食客，在一家中国餐馆筹备纪念，曾发生日本警察大打出手，多人受伤，4人被捕的惨剧。这一事件引发留日学生集体罢课回国，发动了一场爱国运动。
事隔一年，又一起流血惨案发生了！6日下午，学生们派代表去见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要求假公使馆一角，举行国耻纪念。庄当面答应。不料，7日上午学生到达使馆时，大批日警蜂拥而至，对学生大打出手。原来，庄景珂早向日本警视厅告了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