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晓若突如其来的表白，弄得郑耀华有些不知所措。最近一段时间里，他心里是隐约懂得季晓若对他的情感的，但他没有想到这份情感到来的时候竟是如此的迅速，如此的强烈。他知道自己与季晓若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有他自己能够感觉他们站在一起很难找到不违和的地方。
火热的奥运志愿者的工作，给了郑耀华前所未有的经历，但也也给他两种决然不同的心理体验。奥运场馆里的高端和热闹与回到宿舍的沉寂与迷茫，让他的心境每天都经历着快速地转换。他自己明白，奥运会是国家的奥运会，是体育人的奥运会，自己不过是数以万计其中一个的服务人员。奥运会很快会到来，也会很快的结束。奥运会结束之时也正是自己迈出学校、迈向社会的时候，无论自己大学四年成绩如何出色，毕业答辩如何精彩，但真正的检验还在后头，还是看你能否找到一份高薪满意的工作，还是看你能否找到一个真正施展自己能力的舞台。
在之前的四年大学时间里，他最强烈的愿望是毕业后马上回到谢青蓝的身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地有些害怕这种想法。因为他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回到青蓝身边是多么的容易事情，但又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应该与管理，回到青蓝身边，回到老家，这些所学的东西如何去应用，自己四年的学业又有何意义？
前段时间，宿舍里的兄弟们都在聊着毕业后的打算，结果那天大家说得几乎都和“死”有关。他上铺的胡成进说，他“死”也要“死”在大城市里，不会再回那个贫穷落后的山沟沟了；他左上铺的钱壮飞说，他“死”也要找个富婆才结婚；他右下铺的薛文青说，他“死”也去偏远山区去支教，不再这个叫嚣的城里呆着……等到自己，郑耀华想了半天才说了句，等你们都“死”了，我给你们收尸。整个宿舍的兄弟都不满意，非让他说明白要“死”在哪里。郑耀华无奈，只能随意编排了一个“死”法糊弄了事。他不是不想真诚的与室友们交流，而是在那一刻，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何方，又该“死”去何处。
季晓若的突然闯入，让郑耀华原本的迷茫并没有消减，反而增添了许多更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在很多时候，他觉得与季晓若之间也就只是相互倾慕而已，也仅此而已。彼此能把对方放在心底，满足一下内心的好奇以足够，但当季晓若将那片柔软的唇舌真实的亲吻在他的嘴唇上时，一些又变得是那么的不一样。虚无又真实，忽远又忽近，纠结的想象荒漠了郑耀华许多原本不愿平淡地时间……
在千里之外的老家，郑士方也有着和儿子不一样的迷茫，但他迷茫不是进与退，而是如何能够找到解决事情的突破口。虽然老呆已答应他愿意给做人证，但一个疯癫了几十年突然变好了人的话，又有几人能信。
一直以来，二弟都希望他能够联合被砍树的几家人，共同来处理这件事情，因此来分担整体的压力。但郑士方却认为，如果自己能够解决处理好这件事，最好还是不要惊动别人，毕竟人家都不太愿意参与这样的事情。在郑士方的眼里，这几家人也都是比较特殊的，即使找了他们也未必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跟着一起做事。
储家自不必说，那储振宇特立独行，更像是一个村里的外村人。现在，储家的事情基本也都是长子储超来处理。他这些年老以自己精通周易八卦自居，但凡遇到事情自己首先会摇上一挂，然后根据卦象才能去定夺。虽然储超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也曾帮助周边求挂的人算准过几次，但在郑士方的眼里这些都是迷信，算对的几次也是瞎猫遇上死耗子，蒙对的。
他想着，如果储超真能够算准，那还不去算一注彩票的号码，那他自己早发大财了。所以，他觉得与这样一位算挂的人一起去做事，难免心里会感觉很玄乎，也不太靠谱。
除了储家，剩下两家都是自己的近房的叔叔爷爷，一家是二叔，一家是小爷爷。二叔郑桂平多年前因为拐走了储超堂叔家的儿媳妇，两人私奔在外地打工，一直不敢回来，直到大前年储家侄媳妇与丈夫离了婚，他们才算成为了合法的夫妻。村里人多年都没见的人，想让他回来参与此事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小爷爷一家常年靠着吃政府低保过日子，在村里穷的也是能挂得上号的。如今小爷爷已年事已高，他儿子郑桂庆虽徒有一身的力气，但种庄稼却笨得很，人家种的一亩麦子能收一千斤，他种的也就只能收上三四百斤。如今，他家里吃饭都成了问题，还加上有一个正在上高中需要钱用的孙子，你还能指望他做怎么。
有半个月过去了，派出所依旧没有立案。郑士方每天在家里坐卧不安的，他心想着，这年头指望谁都指望不上，派出所更是如此，他们那帮人也就是见有好处才能跑的快一些。朱红兰看他心神不定的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给他泡了一杯茶放到了桌子上说：“你也别太犯愁了，大不了我们认倒霉得了，那点地、那点树也值不了几个钱。”
郑士方没有搭理妻子的话，走到桌边的椅子上慢慢地坐了下来，端起茶细细地品着。他把事件的全部过程又在脑海里又回忆了一遍，查找哪儿有不妥的地方，以便查找可以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此刻，很多人在郑士方的脑海里如幻灯片般的翻过。在这众多的人里面，一个人的闪现，让郑士方异常地欣喜。也因为这个人，他瞬间感觉到了事情的转机。
“家里还有好烟吗，给我找出几包。”郑士方高声的问妻子。
朱红兰放下手中的活，边去给他找边问：“你要烟做什么？”
郑士方没有正面回答妻子，只说句“我要出去一趟。”
朱红兰从一个抽屉了找出来几包烟递给丈夫：“就这烟了。”
“没事，这烟就成。”说完郑士方把烟揣进兜里，推出摩托车出了门。
一路上，郑士方一想到要找的这个人，就不由的埋怨起父亲来。他想着如果父亲最初主动来找她出山来调解此事，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窘况和纷争。在这个大队，只要她愿意出马，估计还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哪怕是谢石栏这样难缠的人，在她的面前也要惧怕三分。
郑士方要找的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妇人，本名叫郎梅易，方圆五六个村子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管叫她“狼姨”。狼姨之所以如此厉害，让整个大队的人为之畏惧，是因为她不仅性格暴烈，曾治理过所有村里很多的人。但几乎所有的村民对狼姨又是尊敬的，因为她还曾救过周边几个村子里很多的人。
七十多年前一个秋天的傍晚，日伪联军对整个沃河大队进行了疯狂大扫荡，住在河坝村最东头的郎家首先遭到了屠杀，全家六口人只有十多岁的狼姨得以从后窗幸免逃脱。她没有害怕，也没有慌张，而是利用田地里高粱的做隐蔽，跑着给其他村子挨个的报信。方圆几个村子得到消息后，都迅速地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日伪联军在其他村子都没有见到人也没有抢到粮食，只能气急败坏的放火烧到了所有的村子。从那时起，大队各村子的人都开始教育自己的孩子要牢记狼姨的救命之恩，记住这位整个大队共同的女英雄。
女英雄狼姨的故事，这才刚拉开了序幕。之后，解放军打淮海战役的时候，她也没有闲着，自愿参加了民兵队，帮助解放军运送物资，还获得了军队嘉奖。全国解放以后，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便已“我是党的人”自居，凡事都会冲在第一线，尤其是后来她当上了沃河大队的大村长以后，展现出了她强大的执行力，只要是上级交到她手里的任务，不论村民是否愿不愿意配合，她都会想尽一切办法不折不扣的超额完成。
狼姨在村干部的位置上一座就是近三十，这三十年，经历着文化大革命，经历着家庭联产承包，经历着改革开放，经历着计划生育……农村的政策一直再变化，但狼姨对党的忠诚始终未变，执行力始终未变。她在文革时组织参与批斗游街、计生工作指挥推树扒屋，改革开放指挥经济建设……她带着无比的热情做着各种上级交给的工作，既出了很多可喜的成绩，也上演着让村民胆颤心惊的事情。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了，“狼姨”的名字慢慢演变成了“恐怖”的代名词，成了各村吓唬孩子的角色。只到前些年，她年纪大了，不能再担任村干部，整个大队的人才算送了一口气。
村里人之所以会惧怕狼姨，更多的还是源于对她的敬爱。狼姨对工作的较真几乎超越了对任何事情，她的世界里工作就是唯一，是她的对上级的忠诚，是她对百姓的情感。村民对于狼姨的心情却是矛盾的，他们更想狼姨能够他们的家人一样自私一点，为大家多想一点。但村民心底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底线，那就是不论狼姨在工作对大家做了多少不能容忍的事情，大家仍然会教育自己的后代，言传狼姨是村里的女英雄，是所有人的恩人。村里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口传心教下长大成人的，加上狼姨一生只为了工作，自己没有婚姻，没有孩子，却把所有村民都当成了她自己家人，自己的孩子。对待这样一位特殊的女人，村里人有时真的不知该如何对待她才好。这几十年里，她既是大家所有人的对手，又是大家共同的亲人。
郑士方之所以想到狼姨，是因为父亲也曾经她在的手下工作过，相互之间也算是熟悉。他找狼姨最主要的原因，是知道她的威信还在，只要她原因出马，事情就会有转机。
来到狼姨家的时候，进门看到她坐在小板凳上抽着烟，脚下七八个小孩在边看电视边打闹不停。他走上前去喊了句“狼姨”，然后从兜里拿出那几包烟，放在了不远处的桌子上。
狼姨看了一眼桌子的烟，指着郑士方说：“你这个孩子我认识，郑桂昌家的吧。”
“是，狼姨，我是郑桂昌的大儿子。”郑士方忙说。
“你有事，没事不会专门来看狼姨吧？”她笑着说。
“都瞒不了您，是有点小事。”郑士方说。
“你都看见了，我现在啊，就只能带带孩子了，其他的事情都管不喽。”
看到狼姨不太关心自己的事情，郑士方便不好在提及，坐下来和她聊起了家常。他看着满屋打闹的孩子问：“这都是谁家的，怎么都聚到这里您老这里了？”
狼姨起身抓住两个正在打架中的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在他的屁股上“啪啪”打了两巴掌，那被打得孩子也没敢哭，自己乖乖的跑到一边玩去。打完那小孩，狼姨重新回到板凳上坐下说：“我都快被这帮孩子闹死了，他们父母一忙就把孩子往这一扔，话都不带说一声的就走了。我也没办法啊，就只能由着他们在这儿闹了。”
“让您看着，他们家里放心啊。”郑士方说。
“放什么心，他们这就是不想让我清静呢。”狼姨说。
郑士方很难看从出狼姨的脸上看出她带这帮孩子是欢喜还是烦恼。他反而觉得眼前的景象才是大家想看到的，孩子虽然是闹了点，但正好不至于让这里过于冷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