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经黑下来。母亲埋怨父亲没心没肺，把我们扔在这前后不着村的地方不管了。正说着，伴着渐近的车轱辘声，远处有个黑影向我们移动过来。母亲大声问，“喂，是不是你啊？”果然是父亲，走近了才看清他拉着平板车。父亲喘着粗气说：“知道你们等半天了。”他说，早晨下了夜班，打算回家睡个好觉，下午来火车站接我们。到家正要弄口饭吃，听说单位出事故了，急忙赶去救援。刚结束，借了板车就来了。
平板车是那种老式的，很宽大。父亲说本来是牛拉的车，天太晚，人家舍不得借牛，只借车。七手八脚地装完东西，父亲让我们都上车，母亲说这车拉起来太沉，她在后边帮着推，哥哥也一直不肯上车，一会儿帮着推，一会儿又跑到前边帮着拉。
父亲吃力地拉着车，从南北路拐向一条东西路，车轱辘碾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咕咕碌碌地转动很慢，几次陷进烂泥里，姐姐们下车帮着一起把车推上来。母亲发着牢骚：“这是什么破路啊？这么难走。”父亲说：“这是北二道街，算是铁力最好的路了。”
从车站拉车走到家，几公里的路累得父亲大汗淋漓，途中停下来喘i好几回。他还是昨晚吃的饭，值完夜班又去参加救援，现在拉着这笨重的老牛车，该是何等的筋疲力尽。我们还不知道，父亲还忍受着另一份伤痛。
父亲新盖的草房，在北二道街东头道南，属于铁力东岗街道，因为离森铁处不远，人们又习惯把那里叫“森铁”。接近半夜，总算到了。卸完东西，父亲疲惫地跌坐下来，脱去汗湿的上衣时，疼痛得倒吸一口气。借着油灯的光亮，发现父亲后背血糊一片，伤口还在往出渗血。他在救援时自己竟不知怎样受的伤，伤口足有一寸多长。父亲让母亲泡半盆盐水，在他背上冲洗。平时我们有一丁点伤都觉得很痛，父亲却能这般忍受。见证父亲极强的忍耐力，是在“en革”，那是后话。
母亲给父亲的伤口贴一片棉花，埋怨说：“你今天本来是休班，又要去接站，非得去救援吗？”
父亲说：“救援如救命，哪能不去呢？再说别人休班也都去了，我有啥理由不去？”他可能认为个人搬家根本算不上什么理由。
以为父亲会去医院治疗或者在家歇几天，可他第二天早起揣了几个土豆就去上班。那时粮食开始紧张，父亲去接班常常只带几个土豆当饭，说把土豆埋进机车捅下来的高温灰渣里，一会就烤熟了，又面糊又香，好吃又解饿。
父亲在铁力林业局森铁处机务段当运转值班员，大伙都称他梧调度。具体工作是调度段里拉运木材的十多辆小火车，值一个班二十四小时连轴转，难得歇息。
休班时，无论睡觉还是正干家里的活儿，父亲都能听到火车叫他的笛声：三短一长。他立即起身，小跑着回单位。在大铁路多年的开车经验，使他对火车的每个部件都很熟悉，主动兼着全段机车疑难故障义务修理工。父亲不在班上也总是处于待命状态，所以不能回绥化和我们一起搬家。后来，他义务修车的做法也遭到批判。
我和哥哥去过父亲上班的森铁机务段，隔着运转值班室的窗户，看父亲摇几下电话匣子的摇把儿，再拿起听筒说话。电话匣子的黑绳钻过窗棂的小孔，连着外面一个又一个电线杆子。我把耳朵紧贴在电线杆子上，想听听父亲和谁说话，说些什么。听了好一会儿，只有电线杆子“嗡嗡”的声音，以为那就是父亲值班时的说话声。
有时过了下班时间，还不见父亲回来，我跑到附近的电线杆旁，吐点吐沫抹上去，用衣袖把上面的灰尘擦干净，然后把嘴贴在电线杆子上，连喊几声：“爸，爸，你咋还不回来？”父亲太忙，在用“嗡嗡”声和别人说话，没空儿回答我。
火车上那位车长和父亲的行为，给了我最初最深刻的记忆。
房子是父亲和别人插伙盖起来的，每户面积不足四十平方米。墙体用草泥拉合辫垒起来，里外抹一遍大泥，屋ding钉上板皮，铺上厚厚的苫房草，屋里搭上土炕，就是林区人家住的房子。那时铁力到处都是这样的茅草房。
住下几天以后，西北风越刮越紧。母亲仔细看看屋里屋外，担心外墙只抹一层泥冬天不保温，说还得再抹一遍。说干就干，母亲带领姐姐和哥哥挖土和泥，没找到抹墙的工具，直接用双手抹。泥里掺了剁成二寸长的草，草梗常常把手掌扎破，只听母亲痛得“哎哟”一声，却不予理会，接着干活。（未完待续）